年前“許霆惡意取款案”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輿論界圍繞對該案的定性以及量刑的輕重“打得不可開交”。如今隨著“兩會”的召開，該案再次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10日，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律師協會秘書長陳舒表示，許霆案里“媒體聲音大，法院聲音小”，建議制定管制規則避免“輿論審判”。（《南方日報》2008年3月11日 ）

　　“輿論審判”是隨著近年來輿論監督的興起而提出的問題。何謂“輿論審判”，顧名思義，就是指社會輿論通過對訴訟案件的傾向性評價，從而影響法院及法官對案件的判決，致使法院及法官無法或不能依據法律與事實客觀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而輿論卻要“肆意”干涉司法，“影響”案件的審理，所以“輿論審判”也就和“輿論暴力”等詞匯一樣被打入另冊。

　　然而，筆者以為，“輿論審判”是個偽問題，管制“輿論審判”更是無從談起。

　　首先，社會有輿論監督權。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即是言論自由，并繼而由此派生出人民的輿論監督權。在西方社會，輿論監督甚至被稱為繼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后的第四種權力，承擔較多輿論監督職責的記者也被譽為“無冕之王”。正是因為如此，西方社會才形成了和諧的政治生態：公權謙抑、私權彰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殷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逐漸放開言論自由的禁錮，尤其是近年來，輿論監督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人民意愿得以表達、社會弊病受到揭批、民主局面日益呈現，和諧社會建設進入快車道。可以說，雖然中國的輿論監督方興未艾，但中國的輿論監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范圍寬了而是范圍有待拓展。既然是輿論監督，社會各界只要在不侵犯他人私權且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就有權對任何事件發表看法。

　　第二，“輿論審判”是個偽問題。《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與其說該規定是對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干涉司法審判的禁止，還不如說是對法院及法官能夠在各種“權力”博弈中保持獨立性的要求。審判案件時，法官必須且僅能依據法律和事實作出判決，其他諸如長官意志、媒體態度都不應成為影響判案的因素，這也是法官的基本素質和職業道德的要求。如果法官受到輿論的左右或者哪怕是細微的影響，都是悖于職業道德甚至違犯法律的。當然，法官也是生活在社會中的自然人，難免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但是作為有著良好職業素養的法官，他必然有著自己相對獨立的判斷。因此，“輿論審判”實際上是個偽問題，如果現實中出現了所謂“輿論審判”，我們首先應該追問的是我們法官的獨立性哪里去了？

　　第三，輿論監督利于公正審判。相反，在中國目前的司法環境下，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能夠避免法官的草率，能夠抵制法官的腐敗。將有些案件置于社會輿論監督之下，法官才會更加認真地查清事實，才會更加深入地分析法律，才不敢于腐敗瀆職。正如西方法諺所言“公平正義存在于群眾的心中”，適當的輿論監督可促使法官公平正義地審判。這也為近年來的實踐所證明：剛開始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判決不當，甚至形成冤獄，后來由于輿論的介入而改判的案例不勝枚舉。

　　至于陳舒代表所說的許霆案里“媒體聲音大，法院聲音小”的問題，其實作為法律人，陳舒說了外行話，因為社會輿論沒有公權力，若想達到監督效果當然要有聲音，而且聲音越大影響越大；而法院抑或法官聲音只應在法庭中通過法律文書的形式發出，現代法制社會不允許法官或法院到處指手劃腳。

　　實際上真正需要管制的是長官意志，真正需要管制的是所謂學者意見。前者有司法系統高官動輒隨口說出“某案量刑明顯過重”或“某案判得輕了”為證，后者有幾年前學者以聯名建議書的形式“射向法庭的無影神掌”，這些都對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已經產生或將要產生不良的實質影響。（代福華）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