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沈陽“慕馬大案”中巨貪馬向東的秘書王曉方，接連推出三部長篇小說《駐京辦主任》、《駐京辦主任二》、《市長秘書》，以強勁的勢頭一躍成為官場文學的代表之一，但是也受到了“巨貪馬向東的秘書居然成為反腐作家”的質疑。面對質疑，王曉方忍不住反唇相譏：“難道不跟著腐敗還有罪嗎？”（2月29日《華商報》）

　　馬向東之罪不容赦，馬向東已經被法律嚴懲了。馬向東有罪，馬向東身邊的人就有罪嗎？馬向東是巨大的貪官，為其服務的秘書王曉方就應當是貪污犯嗎？這樣的邏輯，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思維中，好象是正確的。然而，并不能說這樣的思維就一定是正確的。不然的話，就可以有“貪官的秘書一定是貪官”這樣的精典語言現世了。倘若真是如此的話，那么，貪官的秘書就要隨著貪官的落馬而墜落。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就豈不就變成了印度電影《流浪漢》中那位荒唐法官的邏輯：“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小偷的兒子永遠是小偷?！币赃@樣的思維方式來推理勢必會讓很多的人無形之中背上沉重的包袱，以這樣的思維來度量社會的話，那么，我們就應當把封建社會“誅連九族”之類的繼續沿用了，并將其發揚光大，才對得起老祖宗。倘若那樣的話，那豈不是社會的笑話和歷史的倒退？

　　王曉方對一些人的質疑，用“難道不跟著腐敗還有罪嗎？”回答，竊以為是很明智的，同時也是很無奈的。很明智，就在于又把回答問題的“球”踢會了原點，讓提出置疑的人自己去反省、去思考。很無奈，就在于這句話是讓王曉方如鯁在喉，不得不說的。

　　王曉方因為有了給巨貪當秘書的經歷，有了對貪官言行較為全面掌握的便利，因此有了對反腐敗作品的第一手素材，將其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為黨風廉政建設提供一些教材又有何不可呢？為何，一些人總要戴著有色眼鏡來些“浮想聯翩”的想象呢？

　　巨貪的秘書成反腐作家，我們不但不應當搞“有罪推理”，反而應當有欣喜的感受。畢竟王曉方難得的經歷，為讀者奉獻出的作品真實的成份可能多一些，對“指導”反腐敗工作的作用可能也會更大一些。（吳興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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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