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媒領域，年初有兩個總編輯辭職事件值得關注，一是《大慶晚報》總編輯辭職——為刊登一張電腦剪裁合并而成的照片公開道歉，并解聘攝影記者劉為強，該報總編輯王忠一也引咎辭職；一是原《法人》雜志總編輯辭職——該雜志報道了遼寧西豐官員的“負面新聞”遭當地警方上京拿人，總編輯王豐斌在該事件成為焦點之時發表聲明，其中稱“輿論監督報道遭遇誹謗立案，新聞記者遭遇警察拘傳，這不僅是新聞媒體的悲哀，更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恥辱。”不久之后王豐斌正式辭職。

　　兩相比較，前者的輪廓相對清晰一些，報紙刊登弄虛作假的新聞圖片，結果圖片被央視、新華網等主流媒體轉載，還獲了獎，不幸被打過“周老虎”的網民揭發，攝影記者因造假而被開除，另一方面，報媒的文章經過層層審讀，總編輯作為編務的最后一個把關人必然負有把關不力之責，其提出辭職，既表達了負責的勇氣，亦表現出認錯的胸量，并不失風度。在國內，媒體的自覺與自醒尚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線上，出現了客觀報道失誤罕見主動承擔責任的現象，如果以這個事件為起始，激起嚴格的媒介自律，那么對營造一個健康的傳媒生態將大有裨益。

　　“西豐官員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法人》雜志總編輯的辭職則要復雜得多。王豐斌的辭職原因語焉不詳，只知道其辭職是在“向廣大網友聲明”之后，另有消息稱近年來《法人》雜志經營業績平平，維持正常運轉還需上頭撥款，《法人》諸重大決策需經總社首肯。由此可猜測，王豐斌的辭職可能源于“上頭”壓力過大。南方都市報的消息顯示，西豐官員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法人》雜志所在的法制日報社并未對此做出公開的回應——當事情成為社會焦點的時刻還不做出公開反應，可知總社奉行的似乎是“三不政策”——不挺朱、不幫警、不表態，在這種集體沉默的情況下，王豐斌率先出來聲援，沒能做到與“后方”保持一致，勢必要被巨大的沉默吞沒。

　　此外，誠如王豐斌在聲明中所說，“大家關注這一事件，關心《法人》雜志記者的命運，不僅僅是在支持聲援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編輯部，更是體現了全社會對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保障的強烈關注，表達了媒體同仁對輿論監督環境改善的一種期待。”“公仆”們帶著證件與拘票如此“合法”地上京捉拿記者，本身就是對新聞媒體及媒體監督的藐視，王豐斌認為“這不僅是新聞媒體的悲哀，更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恥辱”，千真萬確！但在恥辱與悲哀背后，則是在公共博弈中媒體社會地位的相對低下。媒體既然是黨政機關的“喉舌”，其重要性與權威性總比不上“頭頭腦腦”，媒體在地方官員的眼里與他的二奶相若——養著是為了用著。先哲說沒有經濟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自由，中國媒體在經濟與社會地位上皆不能獨立，必然導致媒體身份看跌，并且常常面對花環別人兜著、子彈自己痛飲的尷尬局面。

　　王豐斌顯然看透了這樣悲哀的現狀，在喊出了自己內心的聲音還未能奏效之后，毅然謝職，是自省的傳媒人對自我進行真誠地交代，更是悲憤的傳媒人向社會無聲抗議，原本窄小的傳媒空間日漸逼仄，新聞人除去手中的筆全身上下滿是憤怒。

　　在一個月內接連發生總編輯辭職事件，我們看到了新年里中國傳媒人嶄新的面貌，不論其主動攬責的事情有多大或多小，在社會責任和公共利益之外，新聞人的肩膀也可承擔錯誤的責任；不論憤慨的呼喊多么粗獷、抗議的聲音多么微弱，新聞人的口永遠吶喊。（黃陳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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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