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協委員、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日前為看病難和看病貴“把脈開方”：“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可謂語出驚人。其將國內百姓看病的花費與喝茶、修汽車的花銷相比，得出看病“不貴”的結論，迎來板磚一片。當然，不顧“民憤”，支持曾其毅持的觀點的也不乏其人，從絕對數字上看，我國內地確實較低。

漫畫：“看病不貴論”  張兮兮＼畫

　　正方：“看病不貴”暴露精英草根的斷層

　　在今日中國，對大部分民眾來說，“看病難，看病貴”，可謂一個痛徹骨髓的鐵的一般的事實，凡是有過看病經歷的人都會有所感受。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出“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這樣的高論，如果不是刻意為既得利益集團辯護，則必然是對社會中下層民眾的疾苦格外隔膜。

　　政協委員曾其毅副局長屬于哪種情況？我不愿意懷疑別人的動機，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是屬于后一種。在我看來，曾其毅的此番言論，折射出了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精英和草根的生活已經出現嚴重的脫節，大家不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既然如此，精英對草根生存狀況的判斷，就必然會表現出無知與隔膜。 >>>詳細

　　到底是哪些人“看病最不難最不貴”

　　評價一個國家民眾的醫療負擔重不重，看病貴不貴，不應漫無邊際、胡攪蠻纏地拿修人與修車比，而應該拿醫療消費的增長與工資增長比，拿平均門診費用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醫療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這才是理性的參照物，也是國際通用的比較框架。實際上，中國當下“看病難看病貴”的公共認知和社會感覺，并不是想當然的感覺和觀念問題，而正是源于公眾對這些客觀數據的理性比較。

　　衛生部某高官曾經披露過的一個數據：我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許多地方局級以上領導干部，都持有三級醫院的干部醫療卡，不但打針吃藥，連住院吃飯都用不著自己掏錢，每年還可以享受攜帶家屬的“療養”，有專門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著這么多的醫療費用，享受著這么周到的醫療服務，當然感覺“看病最不難最不貴”了！>>>詳細

　　中國看病不貴論才真是價值觀不對
 
　　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大民生難題，早就被坊間憤恨地譬喻為新三座大山，坊間早就達成共識。揆諸民間的一些順口溜，我們就有一番酸痛的認知，比如： “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不怕窮，就怕病”；“救護車一響，兩條豬白養”；“做個闌尾炎，白耕一年田”。“住院一次，破產一次”；“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一人得病，幾代受窮”；“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窮”；“兢兢業業五十年，一場病回到解放前”。

　　看病難不難，貴不貴，底層百姓最有發言權。順口溜來源于民間，是最原生態的國人心聲，它們集中反映了民生多艱，反映了生存焦慮，也反映了國人對看病難、看病貴的憤恨以及對要求改變看病難、看病貴的強烈愿望。看病難，看病貴在高層當中亦是共識，就連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高強，在全國兩會上也曾深惡痛絕地說：“虛高藥價簡直就是對百姓的生吞活剝”。 >>>詳細

　　反方：弄清楚“看病最不貴最不難”的前提

　　曾其毅委實犯了一個“爆炸性”錯誤嗎？單單看“看病最不難最不貴”，絕對是一個錯誤論調；而放在曾其毅全盤語境中，卻未必談得上是大謬。曾其毅所謂“看病最不貴”實際上是個“絕對量”，而“看病最不難”是個“相對量”。從絕對數字上看，我國內地的掛號費要比香港低得多，也比美國、加拿大低得多，但是美國、加拿大有較高的國家補貼和較完善的醫療保險，醫療價格雖然遠高于我國，最終落到患者頭上的費用并不高；而我國的醫療價格雖然低于美、加國家，但看病全要自己掏錢，反倒難堪其負。所以，在醫療價格上，曾其毅從“絕對量”上說我國并不貴沒有錯誤，雖然“最不貴”并不代表老百姓就看得起病——就如同曾其毅說“出不起不等于貴”。 >>>詳細

　　“看病最不貴是中國”說的有理

　　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從基層醫院和醫生、中國互助醫療體系、國人對于醫療價值觀三方面進行論述。“三點論述”是我們國家醫療領域實實在在的“問題”。像把沒有臨床經驗的“醫生”放到基層和社區醫院，確實是“要出問題的”，也是對于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所形成的惡性循環，也是我國醫療領域的痼疾和頑癥，應該引起我們每一個人的深思。而且這“三點論述”也很有高度，見解很深刻。

　　看病最不貴是中國，是實話和真話。這位官員以自己的見識和勇氣說出了以上“三點論述”。這位副局長官員所說的“所謂看病難看病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正常情況”，也就是說沒有腐敗和貪污情況下的看病，實在藥品沒有“舊藥”穿“馬甲”，“變臉”賣高價的情況下的看病。如果像上面網友所說，那么中國的“看病貴”的癥結在哪里？是腐敗。腐敗治理了，“看病最不貴是中國”這句話還是能站住腳跟。 >>>詳細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