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廣州白云區警方民警在抓捕一名盜竊嫌疑人時，嫌疑人用自制火藥霰彈手槍擊傷一民警，民警果斷開槍將嫌疑人擊斃。（廣州日報2月13日）

　　兩年前，在廣州市治安形勢分析會上，廣州市委副書記、市政法委書記張桂芳就明確表態，支持并且鼓勵公安干警“敢于開槍”。此后，有關警察“果斷開槍”的新聞不斷在羊城的媒體上紛紛亮相，令人目不暇接。且不論“敢于開槍”是不是符合法律的本質和內涵，“敢于開槍”不等于一槍斃命甚至草菅人命卻是顯而易見的。

　　警察是國家的暴力機器，當對方危及警察生命安全或者危及公共安全，警察可以動用武器。《警察法》第十條規定：“遇有拒捕、暴亂、越獄、搶奪槍支或者其他暴力行為的緊急情況，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使用武器。”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第九條對此又作了規定，警察判明有十五類暴力犯罪行為的緊急情形之一，經警告無效的，可以使用武器。應該說，無論是法律還是法規，對警察在什么情況下面對著什么樣的行為使用武器，都有著嚴格的、詳盡的、具體的規定，而且只能是被動的、被迫的、受到一系列條件限制的。法律的這種規定，既是防止警察濫用槍支濫殺無辜，更是彰顯刑罰相當精神。

　　警察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動用武器，首先必須清楚動用武器的目的是什么。其唯一目的就是解除對方危害、控制對方能力、中止對方犯罪，而不是從身體上消滅他們。這樣，警察在動用武器的時候，打擊的部位應該是非致命的地方，比如大腿，比如胳膊，比如腹部，盡量避免心臟和腦袋。而現在，恰恰相反，警察不動用槍支則已，一動用槍支則往往置人于死地。本案是這樣，醫學副教授尹方明的死也是這樣。如果不是警察槍法欠缺，擔心打不準大腿和胳膊的話，他們這樣做的指導思想，就值得深究。一是特權意識作祟，二是不用擔心法律追究，三是有上級領導撐腰，四是泄憤心理作怪。

　　從1892年世界上第一支警察部隊組建伊始，“限制使用武力”就成為警察原則之一。盡管現在西方警察已經武裝到了牙齒，但“最小動用武力論”仍然是警察學最基本的原理。這也是警察和軍人最大的區別，警察不到萬不得已就不能開槍。如果非要開槍不可的話，也不能夠隨便一槍斃命。犯罪嫌疑人即使罪不容留，也要交給法院去審理。剝奪一個罪犯生命權力的，只有最高法院。（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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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