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費要提高，很多人反對，我是贊成的”，“我也主張電價要漲。” 79歲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發表自己的見解。頓時遭到了輿論的反對，甚至有人在網上罵他“老東西”，那么，茅于軾先生究竟是哪一類經濟學家呢？

　　我很欽佩茅于軾先生，他一路走來，無論眾人是褒是貶，以經濟學理論看問題始終是他的堅持，無論是從《擇優分配原理》到《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從《生活中的經濟學》到《道德?經濟?制度》，還是最近的一些言論，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雖然茅于軾先生的一些主張，非常刺激窮人的耳朵，但他的主張依然是出自他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判斷，而不是出自名利的誘惑而發出的違心之言，因此我常說，無論對茅于軾先生的觀點贊成與否，但他作為中國少有的始終有自己獨立堅守的經濟學家，無疑是值得尊敬的。

　　在溫家寶總理講窮人經濟學、窮人教育學之后，為富人說話往往就成了輿論的攻擊點，有時候這種攻擊甚至超出了理性的范圍而變成了人身攻擊。因為茅于軾先生再三強調：“要使窮人變富，就得保護富人”，因此他也往往成了攻擊的對象。如，他剛剛發表完“贊成大學漲學費”的觀點，就有人在網上罵他“老東西”。轉念一想，已經79歲了，如果不是發表自己的理性見解，茅先生有必要出來討罵嗎？因此，我們可以不贊成茅先生的觀點，但我們應該捍衛他說話的權利。“忠言逆耳利于行”，在輿論一邊倒地傾向窮人經濟學、窮人教育學之后，社會更應該重視茅先生等的刺耳言論。

　　對于目前比較知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可以分為六類，一類是學問派，他們希望結合中國的社會經濟現實，研究出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雖然他們還沒有取得社會認可的成績，甚至有人成了“老學究”，但我們還是應該為他們的默默無聞給點掌聲；第二類是學院派，他們也做學問，但他們的學問不深入中國的實際，往往以西方已經誕生經濟學理論為模型，生搬硬套地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預測中國的經濟發展；第三類是窮人派，他們堅定地站在窮人的一邊，為窮人搖旗吶喊，但在勇于痛揭時弊的同時，有時候又難免存在片面之詞；第四類是官派，無論政府的決策是否真正正確，他們總是大唱贊歌，若某一決策事后被政府承認失敗，他們則又開始為新的決策唱贊歌了；第五類是墻頭草派，或者叫做表演派，他們見風使舵，對名利有強烈的渴望，總是希望得到電視、報紙、廣播、網絡等大眾傳媒的關注，沒有自己獨立的學問堅持，可以把自己裝扮成社會主流的代言人；第六類有人稱為二奶派，他們四處充當獨立董事，或者為了利益而為特定利益者搖唇鼓舌，儼然成了特殊利益群體的代言人，他們已經被金錢腐蝕了心靈。

　　茅于軾先生屬于哪一類經濟學家？有人把他化為二奶派，但筆者認為是不妥當的，覺得應該把茅先生歸為學院派。筆者認為茅先生的觀點，經常出現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茅先生總是以純粹經濟學的觀點看問題，因此什么都主張“市場決定論”，殊不知我國的現實就是政治與經濟聯系的非常緊密，很多時候政策因素比市場因素的作用更大，因此以純粹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問題難免出現偏頗；二是茅先生的研究往往缺乏真實的調查數據為證，茅先生的論述往往就是舉出看似有說服力的經濟學理論，然后再找幾個具體例子加以證明，讓看官在不深入思考的前提下，佩服之至，但一仔細思考，又覺得有很多不妥之處。比如，茅先生談“窮學生只占一至兩成”，“一至兩成”僅僅是個大概的估算，顯然是沒有認真調查的，另外他還忽視了劃分“窮學生”的標準。又如，茅先生談“允許單位自建房是開歷史倒車”時，卻不小心說了句“詳細情況我不了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調查本身就是一種實踐。茅于軾先生，應該多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研究。對于目前國內活躍的一些經濟學家，如魏杰、吳敬璉、厲以寧、易憲容、葉檀、曹建海、董潘等，我們大致都可以把他們歸為上面六類中的某一類的。 （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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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