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章子怡的偉大被低估了一百倍”出名的上海社科院教授張結海在他最新的研究《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國男影星形象分析》中得出結論：李亞鵬和謝霆鋒是西方女人眼中的典型“丑男”。(《廣州日報》12月4日)

　　就在不久前，有一則新聞在媒體和網站同樣產生過很大反響：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周思源近來新解《水滸傳》，對許多定論做了顛覆性重新詮釋，在學界引起爭議。他認為，梁山一百單八將起碼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漢。再舉幾個同樣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例：有個叫梅朝榮的人以書的形式言之鑿鑿把諸葛亮定義成“中國最虛偽的男人”。更是在這之前，司馬相如已成為劫財劫色的大流氓，孔子也成了喪家狗，李白更是吃軟飯想打架斗毆的混混……這里很多都是掛著“教授”頭銜的人干出來的，還有更多的所謂“教授”仍在嗲嗲不休地品著這個、解讀著那個，怎么就沒有一個是好好地做教書育人的工作，哪怕一點點的科研或學術？都在爭著“一番胡說天下知”。

　　拿著國家的工資，用著國家劃撥的科研經費，可我們的教授們都在研究什么呢？張結海教授研究出了“李亞鵬和謝霆鋒丑男”，到底有多大意義？尤其《水滸傳》作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歷來被人民群眾所喜愛，尤其是《水滸傳》所塑造的一百單八位好漢，更是形象鮮明、呼之欲出，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細致地讀過《水滸》的人都知道，“梁山泊劫富不濟貧”、“一百單八將起碼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漢”，這些說法都是符合書中“事實”的。但是這種解釋卻是有失公允的，梁山好漢還有它更主要的進步的一面呢！在封建社會里，梁山泊反抗腐朽的官府，反抗貪官污吏、惡霸地主不對嗎？他們“輕生死，重大義”不值得敬仰嗎？他們“劫富”固然肥了己，但也讓老百姓得益。

　　大概出名能夠帶來很多的實惠，我們本該淡漠名利的“靈魂工程師”坐不住了，不少原本不知名或者說名氣不是很大的教授，因為這些“顛覆性”觀點名聲大振，于是更多教授、專家、學者加入到了制造轟動新聞的行列，期望能在自己所造的所謂 “顛覆性”觀點中分一勺羹，哪怕自己是違背良心地胡編亂造。

    我們是在一直倡導在學術界開展百家爭鳴，力使文藝百花齊放，這種文化爭鳴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敢于向傳統的學術觀點進行挑戰，這種精神也是值得褒揚的，但就《水滸傳》中“一百單八位好漢中到底有多少個好漢”的爭論則顯得毫無意義，《水滸傳》的“好漢地位”其實沒有必要撼動。我以為，這絕不應算作學術觀點，更不是文化爭鳴，而是對古典名著的又一次“惡搞”！對于此類現象，我和大多數人的看法一致，就是這類“惡搞”的東西實在是糟蹋名著，導致禮樂崩塌，誤導青少年，是對傳統的、根植于大眾心里的美的事物的褻瀆和對青少年的極端不負責任。

　　每當看到這些另類的“教授”胡言亂語時，我就常想起“人民的好軍醫”華益慰、用畢生精力傳播黨的創新理論的教授方永剛、“水稻之父”袁隆平……　有人說“人們不是單靠吃米活著的”，的確，人們渴望精神力量的感召而奮進，生活在新時代下的人們，更是渴望有時代英雄產生的。我覺得，我們的學者文人們，不僅要對市場負責，還要對歷史負責，對文化負責，對民族負責，對未來負責。

　　《娛樂至死》一書的作者曾警告過：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我以為，祖宗留下的東西是多少代人傳承下來的，其中的善惡美丑在大眾心里成了定式，許多積極因素引導、教化著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長。試想一下，如果年輕人都在看這些“惡搞”讀物，忘記我們的經典名著，那在他們的心目中，經典名著中的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跳梁小丑，他們怎樣明察真偽，分辨善惡？香港《大公報》8月20日一篇文章就猛揮大棒地指出，“惡搞”中國文化給世界帶去的是對優秀文化認同秩序的破壞，給中國留下的是國家“軟實力”的“硬傷”，因而是對文化的“犯罪”。可見，在公共領域的交流地，解釋經典還需要以一些最基本的解釋原則為底線，不要一味地投入到市場制造的“解釋學怪圈”中娛樂至死。這是我們最起碼的道德底線！（田文杰）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