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翔：人口紅利結束將讓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

人口紅利期的結束并非中國經濟發展的終結，而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

西方經濟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結構性調整的主動力是技術進步，表現之一是新產品的發明，擴大了工業經濟的范圍，如電報、電話，鐵路、輪船，以及家電、汽車、飛機等；之二是新的生產與管理技術，提高了工業制造的生產率，如機械化與自動化設備、計算機、泰勒管理等。技術進步大幅提高了社會的經濟價值，但新增的價值對資本、知識與勞動等生產要素的分配上并不適當，根本上說，新增的價值過多地為資本所占有，因而需要通過周期性的危機來加以調整。但是危機的調整主要不是為了消滅生產效率不高的企業，或效率不高的資本，而是改變各行業的價值鏈，使得某一個行業的價值更多地分配在勞動及知識的擁有者上，調和經濟運行中的矛盾，使供需平衡。

中國經濟在30年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首先是為了發達經濟體的消費而發展的，而后才有內向型的制造業，且始終面臨外向型制造業的競爭。中國經濟中絕大多數的工業產品與設備，并非全新的發明創造，基本上是從發達經濟體中引進的。因而，中國的資本沒有過多地占有經濟中產生的價值，至少在改革開放后的近30年里，中國經濟尚未出現結構性問題，也無須周期性危機來調整。但是近幾年，經濟中的價值在不同的勞動力群體間分配的不平衡，似乎預示著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變化。

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十多年間，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中高端勞動力的年收入增長了十幾、二十多倍，但全國的中低端勞動力的收入大概增長1倍不到，低于GDP的增長速度。與西方經濟中橄欖型人口結構不同，中國人口結構仍然是金字塔型的，即中低端的勞動力仍占多數，中低端勞動力在新增價值中的分配比例過低，使中國經濟發展乏力。

中低端勞動力收入分配過低，除政策性的因素，最關鍵的是中低端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但自去年始，出現了一些變化，中低端勞動力已出現供不應求，既是結構性的，更是總量性的。

中低端勞動力出現總量上的供不應求，大體上有三大因素：一是加工制造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增加了生產需求；二是一些勞動力或者由于年齡因素，或者因素質提高，退出了中低端市場，減少了供給；三是最重要的，中低端的消費服務業進入較快的發展期，提高了對中低端勞動力的需求。

中低端消費服務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結構性變革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首先，改變了中低端勞動力近30年來供大于求的局面，結束了人口紅利期。其次，中低端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意味著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經營將面臨困難，需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型。第三，如果中國GDP增長未來數年仍維持在8%-10%，新增價值將更多分配于中低端勞動力。這意味著，或者資本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或者中高端勞動力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這兩個下降將對企業的利潤與中高端的消費產生影響。第四，由于多數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中低端勞動力生產制造或提供的，在多數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轉型完成之前，這些中低端的生活用品與服務價格將面臨持續的上漲壓力。這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型過程中需要承受的痛苦。

可見，人口紅利期的結束并非中國經濟發展的終結，而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

現階段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動力，就在于中低端勞動力收入的持續且較快地增長。為此，就要維持中低端勞動力供略大于求的局面。這要求在政策上發展鄉鎮的基礎設施，以促進中低端消費服務業的發展；也要提供較寬松的環境，幫助勞動密集型的制造加工業，轉為資本與知識密集型的制造加工業。

作者為匯信資本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