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與徘徊：日本遠未達成共識的戰爭責任認識

左、中兩部書《新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新日中戰爭！——迫使中國屈服的30個戰略》，是日本保守派學者、右翼政客否認侵略戰爭和試圖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右為以茨城大學名譽教授荒井信一為代表的一批進步學者創辦的反省日本侵略戰爭和追求和平的學術雜志——《戰爭責任研究》。各期內容以“慰安婦”、細菌戰、毒氣戰、勞工問題等為主要內容，意在向日本社會傳達近代日本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的真實歷史，力圖引導戰后日本人形成相對正確的歷史觀和戰爭責任認識。

說起日本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每位中國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日本侵略之害的受害國國民都義憤填膺，批評戰后日本人欠缺像德國人那樣反省戰爭責任的勇氣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將日本人統統視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將實施直接加害行為的日本人與戰后出生的日本人，以及戰后日本右翼與日本進步派、普通國民區別開來。其實，不加區分地將全部日本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態度是不足取的，無助于我們認清事情的全部真相。

■日本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

戰后日本人因戰爭體驗、政治立場、社會地位、生活閱歷、出生地域、工作情況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戰爭責任認識，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隨著經濟環境、國際局勢等因素的影響，也會發生不同的變化。日本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也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其中，既包括日本進步派人士對戰爭責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對戰爭責任的頑固否認，還包括進步派與保守派圍繞戰爭責任的交鋒和爭論，以及兩派彼此內部關于戰爭責任認識的分歧和區別。

■戰后初期的日本社會，除個別日本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分子外，大多數人是站在受害意識上討論戰敗責任的

戰后初期的日本社會，圍繞戰爭責任問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檢討，但探究其內容，除個別日本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分子意識到日本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外，實際上大多數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識上討論戰敗責任。昭和天皇與麥克阿瑟達成了妥協，不僅以《人間宣言》一紙詔書逃脫了東京審判，而且為未能挽救東條英機等“肱股之臣”扼腕嘆息。戰后日本第一任首相東久邇不僅為戰犯掩蓋、開脫罪責，而且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億總懺悔論”。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懺悔”并非我們主觀善意的想象——向亞洲太平洋戰爭中的犧牲者“懺悔”，而是向天皇“懺悔”，為戰爭失敗反省。大多數日本知識分子和普通國民，普遍接受了美國宣揚的“指導者戰爭責任觀”，認為自己受到了軍部領導者的“欺騙”，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導致日本陷入戰爭災難的“責任者”，忽視自己曾經協助或默許侵略戰爭的加害責任。在“軍部”轟然倒塌和每個加害者都認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日本社會，究竟誰才是戰爭責任的主體呢？這是戰后至今日本社會一直在討論而又未能徹底解決的遺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