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與經濟改革：我的九個主張

二、認為“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是一個正確的命題

20世紀50、6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恩格斯早年說的“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是不正確的，而且是后來被恩格斯本人拋棄的陳舊觀點。而我則認為，“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并且至今仍有現實意義。我在《光明日報》1962年11月26日經濟學專刊發表了《對“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初步探討》一文，系統地論述了自己的觀點，并和不同意見展開了指名道姓的爭論。文中說，一個商品，它的社會使用價值，亦即效用，不僅是該商品價值能否實現的制約因素，而且是該商品價值形成的制約因素。這就告誡人們，勞動投入必須是對社會有用的，才能是社會必要的。這同效用價值論是不同的，因為決定價值的，歸根到底還是勞動。恩格斯關于“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論述，是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關于另一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在社會的總勞動時間中，也要把必要的比例量，用在不同各類的商品上”是相一致的。我在《江漢學報》1963年第4期發表的《關于社會必要勞動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又進一步論述了馬克思說的另一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價值形成而不簡單是價值實現的因素。

三、1987年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界“穩健派”代表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致力于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言獻策。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受國家體改委委托，成立課題組，由劉國光和我負責，研究國家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綱要，我們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穩定，在經濟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此后，我多次發表文章，繼續主張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都要穩中求進，不要企求“一次到位”。認為在一般情況下，應實施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反對用通貨膨脹的政策支撐經濟的超高速增長。還認為連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兩位數的物價上漲率會破壞經濟的穩定，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順利推進。宏觀經濟政策既要保增長，也要保穩定，任務就在于尋找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的最佳結合點。1994年，我在《貨幣供應增長率應控制在比GNP增長率高一倍以內》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價上漲率和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較佳結合點。”改革開放以來，1978-2011年，中國GDP年均增速9.8%，CPI年均上漲率5.4%，說明我的設想與客觀實際還比較接近。因此，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專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穩健派”。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表明，穩中求進是中國改革和發展進程中一條比較現實可行的思路。

四、主張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與規律性

改革開放之初，我就明確主張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要積極引入市場機制，尊重和發揮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界出現“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之爭，有人懷疑和反對市場取向改革，我出版論著，認為必須堅持和繼續推進市場取向改革。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專著《論我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中我提出，既然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那么，就可以肯定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1990年初，我國經濟學界關于是否應該堅持市場取向改革問題，存在較大的分歧意見。我發表文章認為，市場取向改革應予肯定，市場取向改革是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制題中應有之義。否定或拋棄市場取向的改革，將導致否定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制的種種努力。

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后，我撰寫一些文章，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和規律性進行探討。我在《人民日報》發表《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一文提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方面相互適應的過程。公有制要適應市場經濟，將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為現代公司，其中重要的企業實行國家控股，就可以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現代公司接軌，不僅可以同非公有制市場主體如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展開平等競爭，而且可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市場經濟發展則要適應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公共財政體系等的逐步完善，將有力地促進和保證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這樣，就能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在系統研究的基礎上，我發表了《試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與若干規律》。

五、主張加快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改革步伐，研究其改革經驗

國有企業改革是我研究的重要領域。2004年，我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作大會發言，提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主要需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以便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優勢，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二是積極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規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三是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四是積極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發表了我的發言摘要。

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我（和鄭海航）主編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我寫的導言專門論述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30年基本經驗。

六、堅持市場化價格改革，探索價格改革規律性

我在1983-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工作期間，主要研究中國價格改革及其與其他改革的關系，有些觀點，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

首先，我比較早就主張價格改革要堅持市場取向或市場化方向，認為光靠國家調整價格是無法理順價格關系的，必須著力改革價格形成機制，從行政定價體制轉變為市場定價體制，讓價格在市場交換中形成，才能形成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結構。影子價格、決策價格體系不能作為價格改革的目標。

其次，強調價格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對于這一論斷，有的經濟學家表示懷疑，認為價格改革是低層次改革，所有制改革、企業改革才是深層次改革。針對上述懷疑，我（和邊勇壯）發表《價格改革仍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一文，認為，價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條主線，二者不可偏廢；價格改革仍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作用不能低估；價格改革的難點是改革序列的內外配套，障礙可以克服。中國經濟改革實踐表明，20世紀80年代，由于價格改革的順利推進，使經濟運行機制實現向市場主導型轉軌，價格改革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列。

第三、較早鮮明主張工業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應不失時機地向市場單軌制過渡，并同主張向計劃單軌制過渡的觀點進行爭辯。我（和王振之、楊圣明等）發表《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向何處去》一文指出，解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問題，是深化價格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樣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逐步向市場定價體制邁進。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雙軌制價格并軌時就會迷失方向。

第四、初步研究了中國價格改革的規律性。概括起來，認為中國價格改革規律主要有：價格改革主要是價格管理體制改革，要點是實現從行政定價為主到市場定價為主的過渡；放活微觀價格和控制宏觀價格有機結合；價格改革要逐步推進，一調（調整價格）二放（放開價格）三掛鉤（同國際市場價格掛鉤）；既要理順價格關系，又要穩定價格水平；從狹義價格改革發展為包括生產要素價格改革的廣義價格改革，等等。

七、主張加快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

進入新世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以完善為主題的體制創新時期，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也逐漸提上議事日程，這就必須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從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切實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大職能。2006年5月，我在國家發改委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上以《政府改革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為題作發言，提出，政府改革最重要的內容是四分開，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要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各級政府要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不得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具體要推進以下幾項改革。第一，政府把資源配置主導權交給市場，致力于應由政府履行的職責。第二，建立全面評價政府和干部績效的指標體系。第三，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完善財稅體制。第四，逐步減少政府對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第五，改革審批經濟體制。第六，實施促進自主創新、技術進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產業結構優化等有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其中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價格政策、貿易政策等。

2006年夏，我在接受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雜志記者采訪時說，在起草五中全會文件時，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問題曾經反復討論過。在全會通過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這是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這個重要問題。這意味著，改革不限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是越出了經濟體制改革范圍，擴大到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職能轉換。同時，突出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改革的重要性，把它提高到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地位。這意味著中國改革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從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的階段發展為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關鍵的階段。我個人理解，出現上述變化的意義，主要在于適應中國新世紀新階段落實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的需要。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突出問題使政府改革成為最緊迫的任務。這比單純提國企改革要來得深刻，表明改革的深化發展。

八、研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點

2010年，我發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點在哪里》一文，指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難點有三個：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追求經濟的短期高速增長的目標是有矛盾的，如果各方面仍把追求GDP增速放在第一位，那么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可能只是做點表面文章，基本實踐還是走老路；二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難啟動，由于我們的工作重心仍放在保增長上，一些政府部門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抓發展，改革很難排上重要議事日程，加上改革涉及利益調整，會凸顯矛盾，使改革缺少動力；三是政策調整困難重重，在當前條件下，無論是調整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是調整投資政策，很不容易，困難重重。

由于我個人認為中國從2004年起出現了經濟過熱現象，大規模的粗放擴張使經濟高速增長難以為繼，我從2006年起就寫了一些文章，建議適當放緩經濟增速，致力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九、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改革開放的主要理論支柱

2008年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最近30年來之所以能夠取得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主要是堅持了市場取向改革，為國民經濟不斷注入新的活力。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則是這一成功改革的主要理論支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難點在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有制和國有制是難以同市場經濟結合的。改革開放后，各方面都在努力尋找能同市場經濟結合的公有制和國有制的實現形式。經過多年探索和實踐，我們終于找到了能夠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公有制包括國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股份制。推進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見，通過股份制，我國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找到了一個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