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何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

毛澤東的這個決定頗具匠心：一是讓鄧小平這樣對“文革”有看法的人來作這個決議，可以堵住對“文革”持異議人的嘴，讓人不敢再唱反調，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給鄧小平一個機會和臺階，讓他改變對“文革”的“錯誤認識”，思想上來個大轉彎。毛澤東的本意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但出乎意料的是，鄧小平引用毛澤東將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話，委婉地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這句話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是沒有資格來主持寫這個決議的；其真實含義則是他不認同毛澤東對“文革”的肯定。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此后，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澤東讓他“專管外事”。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被迫中斷。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

鄧小平在個人進退的關鍵時刻，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體現了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政治上的堅定和遠見。在9個月的全面整頓中，他逐漸看清了“文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嚴重危害，看到了人民群眾對“文革”的懷疑和抵觸情緒與日俱增，看到了撥亂反正產生的明顯成效和廣泛影響，找到了把中國從“文革”的災難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這個事關中國發展的根本原則問題上，他只能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了。鄧小平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堅持原則的立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鄧小平一貫堅持的根本思想方法,他曾不止一次講過自己是“實事求是派”。由于他深感“文革”是一個錯誤、一場災難，所以就不可能主持制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由此也可看出：他不是從眼前或個人利益的角度評判是非的；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才是他判斷正誤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粉碎“四人幫”后，從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鄧小平領導和主持制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他多次在同中央負責同志或歷史決議起草組負責同志談話中明確地提出否定“文革”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8頁）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珍貴檔案》，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9頁）1981年3月，他在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后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同上，第1561頁）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文革”做出了全面分析、徹底否定，明確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鄧小平是《歷史決議》的總體設計者和直接主持者。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歷史決議》的這一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