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實體經濟才是中國經濟正途

近日召開的浙江民營企業萬人大會引起中國經濟界的關注，原因在于這次大會的主題鮮明地指向“實體經濟”。據報道，浙江民營企業家們不約而同地將下一輪投資方向聚焦到實體經濟上，更準確的統計數據表明，是實體經濟當中的產業升級類項目當中。

一方面，浙江是中國民營企業的重鎮，浙江民企的動向代表著中國民企的動向；另一方面，浙江民企一直是經濟觀察家們的重點關注對象，從著名的義烏模式到叱咤一時的溫州炒房團，從浙江民營企業老板集體跑路再到最近宣判的“吳英案”，浙江民營經濟幾乎集中反映了當下中國經濟最本質的矛盾：實體經濟疲軟，經濟虛火旺盛。浙江民企在過去數年間已經從外貿模式轉為投資模式，即由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這種轉向是資本趨利的必然結果。因為隨著國際外貿環境的惡化，外貿模式主導的實體經濟已經難以持續。溫州炒房團、民企老板集體跑路、“吳英案”，三者實際上同時捆綁在一個經濟邏輯上。溫州炒房團正是大量民間資金無處可投資的結果，當外貿模式難以持續時，民間資本投去哪里呢？炒房房價高，炒煤煤價高，炒什么什么價格高，或許能炒到一點錢，但是一方面惹來處處喊打，一方面也帶了通貨膨脹，自己也最終難以撈到好處，況且短期投機并非資本的最終出路。而對那些仍在勉力維持的實體經濟來說，融資難、利潤薄，于是就產生了民間高利貸，一旦資金鏈斷裂，高利貸雙方出現重大矛盾，就產生了大量跑路的老板和“吳英”。

浙江民企是中國經濟矛盾最集中最劇烈的地方，但浙江問題絕非浙江獨有，而是全國性的經濟現象。何止溫州有熱錢，廣東熱錢一樣多；何止溫州出現炒房團，鄂爾多斯、海南島乃至全國多數城市都出現炒房現象；何止浙江出現經濟泡沫，整個中國經濟都面臨著經濟泡沫化和實業空心化的潛在風險。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從目前看來，這三大紅利的衰減并未馬上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上，而是反映在近年來中國產業資本逐步流向虛擬經濟的現實上。盡管中國的制造業占GDP的48%，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卻遭遇瓶頸，由于紅利的減少、勞動力、土地以及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以及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使得制造業行業利潤率越來越薄，靠實業起家的眾多民營企業只好紛紛“逃離”實體經濟，導致制造業的空心化，導致沉淀于工業和農業的大量資金游離出去，流向房地產等行業。

這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加上近幾年的貨幣政策等因素，導致基本面更加偏于虛擬經濟。所幸的是，2010年就已開始了貨幣政策轉向，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更是成為“十二五”規劃中中國經濟的主要目標，各省市都已將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在春節后立即召開民營經濟萬人動員大會，并且提出即將施行的舉措，如加快構建公共創新平臺，推進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培養創二代企業家，實施浙商回歸工程等。需要注意的是，這次萬人大會是政府牽頭，民企參與。說到底，民營企業能否轉向實體經濟，根本上取決于能否收到回報，民企當然可以動員，但只有實體經濟真正具有足夠的利潤率，民間資本才會真正回歸實體經濟。所以，政府根本上要做的是改善民企發展的制度環境和管理環境，不越位，不缺位，真正為民企發展服務，才能最終引導中國經濟回歸實體經濟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