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北京大學副校長、教授

田雪原: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

鄭秉文：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回避地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產生的？它有什么表現？我們該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為此，記者近日對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田雪原、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等三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負責人進行了專訪，請他們對上述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

記者：從您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專業眼光來看，您認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劉偉：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轉變的時期。在這個關鍵期，發展的機遇和挑戰并存。挑戰是什么？即現在流行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來，“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根本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需求疲軟，特別是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二是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這時效率提高如果趕不上成本提高，就會陷入低效益增長，同時，通貨膨脹變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高通脹的同時經濟衰退。三是創新力包括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偏弱。技術創新弱使內需不足，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從而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制度創新不足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越是稀缺的資源，越不受市場控制。稀缺性資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標分配，一定會導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長的泡沫必定釀成社會不公、經濟泡沫。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觀察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我們發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經濟“起飛”過程中，沒有重視和解決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貧富兩極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齡化、經濟技術落后、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腐敗蔓延、社會動蕩加劇等問題。

記者：在您看來，“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現？

鄭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很多，如不及時加以解決，極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轉型陷阱”，表現為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資源環境約束、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協調、農業基礎地位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現為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積重難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超過經濟發展水平，成為財政和納稅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現為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或者我國目前的“淺度城市化”。五是“資產泡沫陷阱”，表現為房地產等市場的泡沫化，背離經濟發展規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現為金融體系出現問題，拖累整個實體經濟。七是“美元陷阱”，表現為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現為勞動適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和老年人口數量的激增。九是“捧殺陷阱”，表現為隨著經濟和社會轉型，中國“被要求”承擔更多的全球或區域安全責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現為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諸如引進西方式民主等不適當的民主訴求的凸顯。

田雪原：作為人口學研究者，我主要談談鄭秉文主任剛才說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齡化陷阱”，因為就目前來說，我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致以下后果，墮入“陷阱”：一是影響經濟增長。我國從2011年開始，人口“盈利”、人口“紅利”緩慢減少，2030年以后將轉為“人口虧損”、“負債償還”期，如不加以及時扭轉，不利影響將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尤其是延緩經濟增長。二是影響勞動就業。人口老齡化問題解決不好，必定影響勞動就業。三是影響消費。我國經濟發展消費動力嚴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費更為不足和落后。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老年消費市場快速擴張，這種情況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四是影響城市化。當前我國人口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三八（婦女）六一（兒童）九九（老年人）部隊”等問題在農村沉積下來，引發了一系列新情況，必須加以戒備。五是影響養老保障。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人們價值取向的改變，社會供養入不敷出，子女供養危機四伏，老年自養受到嚴峻挑戰，使“碎片化”養老方式陷入困境。

記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回避，那么我們該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創新力不夠，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國存在，甚至有的還比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創新。在經濟體制方面，制度創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場化競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秩序，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營經濟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競爭主體培育的重要方面。

鄭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對癥下藥”。譬如，對于“轉型陷阱”，我們應當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重中之重，盡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扭轉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克服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協調城鄉區域發展，繼續夯實農業基礎，著力化解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對于“城市化陷阱”，我們既要防止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又要糾正目前中國的“淺度城市化”，為農民工提供均一和平等的公共服務，讓他們真正“市民化”；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等等。應當看到，盡管面對前所未有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中國特有的各種風險挑戰和陷阱誘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無疑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此，我們要抓住機遇，并未雨綢繆做好各種準備來應對挑戰。

本報記者 肖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