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以2008年的奧運盛典和2009年國慶60周年為標志，中國的發展復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中國開始以強國的姿態進入世界以及世界如何面對和接納日益強盛的中國的階段。這一階段，仍然是可以抓住并且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也明顯地進入了一個與外界摩擦增多、與世界加深磨合的第二成長期。

中國成長利益與外界碰撞加強的這種趨勢不會馬上消散，還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造成摩擦磨合增多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國國家實力成長的速度與強度超過了國際社會心理承受的預期；二是全球化諸多不平衡狀態在中國對外關系上的聚焦；三是中國發展的利益訴求和拓展進入與他國的“核心利益交疊區”；四是西方對中國未來如何定位自己、如何運用實力的“不確定性”的擔心。

當前，審視發展進程的躍升與形勢的變化，因應戰略機遇期中的摩擦與磨合，迫切要求中國的對外戰略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在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前提下，需要結合新情況、新形勢進一步創新外交哲學，厘清宏觀思路，對國家的對外戰略作出創新性的調整與補充。

準確把握時代才有全新的戰略起點。時代判斷是最高層次的戰略判斷，不站在時代的高度，新時期的對外戰略謀劃就沒有正確的方位。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全球化時代”則是全球化的諸要素、諸特征全面顯現的歷史時期。它是從冷戰結束后才正式開始的。全球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是這個時代的經濟基礎，信息網絡技術是這個時代的物質手段，全球化、科學化和民族化潮流是這個時代的政治訴求，和平、發展、合作、治理是這個時代的發展大趨勢。全球化時代的概念決不僅限于經濟領域，經濟全球化必然要求對全球化的政治管理多極化，就是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格局。全球化時代的推動力是新興生產力和國際資本的全球性擴張，就時代性質而言是繼壟斷資本主義之后的現代資本主義階段，而就發展方向而論，則是代表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社會主義文明的復興。全球化時代與中國的發展同步發生、相伴而行。它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提供了主要的歷史條件和客觀依據，它是思考和制定中國現代化內外戰略的邏輯起點。

兩重性特征對國家對外戰略形態的深刻改變。全球化時代給國際社會打上了時代的印記，這就是國際關系鮮明的兩重性特征：一重是對抗性，一重是合作性。兩個特征交織激蕩、并行不悖、相互作用，滲透到國際關系的各個層面，構成國家對外關系復雜性的深刻根源。全球化時代與冷戰時代的不同，就是這一時代非單一性的本質和過渡型社會的特質。冷戰思維的社會土壤在消退，但仍在頑強表現；合作共贏的利益基礎在發展，但還比較脆弱。這種國家間物質利益結構的兩重性特征，使得國家間關系的發展出現了兩種可能的方向和結局，這就為各國政府在塑造國際關系上提供了比過去要大得多的空間，相互選擇什么樣的政策，就會推動國家關系向哪一種可能性偏移，最終就可能形成什么樣的關系。“你把對方當成敵人，對方就可能成為你的敵人”，這句話如今已不是笑談而是得到印證的事實。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決定論不再是指導國家對外行為的惟一指南，冷戰后興起的建構主義學說也有其發揮作用的道理，國際關系的主觀塑造有了真實的用武之地。同時，這種對立合作長期交織共存的復雜性，要求把“以兩手對兩手，兩手都要硬”的原則從策略思想上升為國家長期堅守的戰略方針，拒絕對外關系的線性思維，不允許國家對政治斗爭的處置簡單化，需要對抗性政治運作與合作性政治運作的兼容，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準備與運用都要到位，從而打造綜合運用兩手的斗爭藝術。

要將極端主義勢力視為戰略性威脅源。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權力結構正在加速發生兩個深刻的改變。一個改變是權力的轉移，權力正從西方世界轉向東方世界，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從美國轉向中國；另一個改變是權力的分散和流失，權力正從相對穩定的權力行為體手中分散和流失到把握不定的權力行為體手中。前一個權力結構的變化，即權力的轉移狀態所導致的利益沖突，使西方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美國和中國之間容易相互視為安全威脅；而后一種權力結構的變化，即權力的分散和流失狀態，則導致了各類掌控了一定權力手段的極端主義勢力對全球化健康穩定進程的沖擊，成為危害各國安全和國際和平發展的新的威脅源。我們看到，三股勢力的膨脹勢頭不僅沒能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蔓延，陳水扁式的極端臺獨勢力把海峽安全形勢一度拖到了戰爭的邊緣，索馬里海盜成為危及國際海上能源供應難以割除的毒瘤，以維基解密所預示的網絡微恐怖活動具有極大的顛覆性能量，一些以維護家族權力和私利的利益集團不惜拿國家和國民的命運做賭注。依據傳統思維的慣性，一些研究者比較注重第一種情況下的安全威脅，這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對第二種情況下的威脅源，雖然注意到了，但卻重視不夠。嚴格來講，認識還沒有真正到位，即沒有把此類威脅視為戰略威脅。

應對全球性安全議題應強化命運共同體視角。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政治和安全議題多數是超越國界的，有些已屬于自然生態和地緣政治的范疇。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由全球化時代提供實現條件，嚴格來講，它不是一個“中國命題”，而是一個“世界命題”，不是中國一家特立獨行、單打獨斗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與行動的配合。解決全球化的諸多失衡，如氣候失衡、經濟結構失衡，更多地要靠國際眼光、國際視角和國際平臺。例如，尋求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再平衡，不能每個國家都來追求自身的平衡，各自都強調自己的平衡，否則相互之間就非沖突和頂牛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