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調查研究作為理論同實際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

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這就是說要在實踐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第115頁）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3卷第789頁）他提出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實際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2頁）他嚴肅指出：“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09頁）

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1941年8月,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專門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全黨“必須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的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在黨中央、毛澤東的倡導下，調查研究蔚然成風，這對于轉變黨的作風，制定和貫徹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都發生了重要的影響。毛澤東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誠摯地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1頁）事實上，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所以能夠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制定正確的策略，是同他始終以一種“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恭敬勤奮地向群眾學習、向社會作調查緊密相關的。應該說，緊密地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在調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的。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陳云都十分注意不斷總結實踐中的經驗，在調查研究中求得新知。陳云一再強調說：“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有的同志卻反過來，天天忙于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變。要看到，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保ā蛾愒莆倪x》第3卷第3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為了穩妥、健康地推行改革開放，陳云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穩，從試點著手，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早在1951年陳云就主張在工作中要穩步前進，反對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當時他就把這種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他說：“這叫摸著石頭過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發生錯誤和穩穩當當而慢一點相比較，我們寧可采取后者。尤其是處理全國經濟問題，更須注意這點。”（《陳云文選》第2卷第15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新的歷史時期陳云同樣強調：“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薄斑@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調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陳云文選》第3卷第27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應當說，這是對我國經濟建設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在經濟工作中出現失誤，往往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貪大貪多而脫離了中國的國情造成的。正如陳云所認為的，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點，穩一點，少走彎路，走彎路的損失比慢一點的損失多。由此可見，“摸著石頭過河”，蘊含著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雖然后來有人對“摸著石頭過河”的工作方法有過質疑和非難，但陳云認為這種非難“沒有講出道理來”。他特別指出：“‘九溪十八澗’，總要摸著石頭過，總要下河去試一試?！^過河’，這話沒有錯。” 1984年6月陳云在看到中聯部報送的美國經濟學家艾德樂對我國財經工作的意見后批示說：“有經歷的外國人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所有外國資本家都是如此。凡屬危險項目，他們不搞，寧可吃利息。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道理。”（《陳云年譜》下卷第41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證明，這一充滿唯物辯證法的領導原則和工作方法，對于保證我國的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作者：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