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總理兩會前夕同全國網民的在線交流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對廣大網民所關心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坦誠回答，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大國總理對人民的謙恭態度。有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例如，他針對干部考核的“應該以人民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為最高標準，而不是以高樓大廈和項目作為最高標準”；針對反腐敗的要“推進制度改革建立人民監督體制”等。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安居樂業，更好地去追求自由和幸福。雖然在經濟落后的情況下，要達到這一目的，需要做大蛋糕，為此，須追求一定的高速度——就此而言，GDP的高增長并非沒有意義，但高增長不等于GDP掛帥，更不等于一邊是城市的高樓大廈，“大廣場羅馬式”，一邊是“農村的街道、房屋還很落后，農民的孩子上學還為一百塊錢的取暖費而發愁”。現在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導致這樣的結果，不在于GDP本身——GDP不過是一個衡量經濟增長的數據指標而已——而在于對GDP的態度。態度背后是價值導向的偏差。如果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考核變成了以GDP為主導，甚至唯GDP是從，那么，施政中出現上述情況就勢所必然。

所以，政府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來，把發展的成果用在改善民生上，而不再像過去那樣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的代價來換取高速增長，如溫總理所言，有必要采取綜合的考核指標，特別是效益、環境和人民生活的指標。綜合考核指標說明，對政府和官員的考核不僅要看經濟的增長，更多要考慮對社會進步的推動和給百姓謀取的福利。

然而，僅有考核指標的擴大還不夠，必須同時把評價政府和官員的權利交還給民眾，至少是對上負責和對人民負責兼具。為什么要強調這一點？因為民眾對政府政績的高興和滿意不僅來自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數量，某種程度而言更來自于過程。假設政府在提供福利的過程中態度粗暴，盡管福利沒有減少，甚至還在增加，但民眾的心里肯定會感覺不舒服，對政府的服務方式肯定不滿意、不高興。

目前的政績考核除了上面所講的考核指標的單一外，最大的缺陷就在于這種考核和評價主體的單一，政府和官員只需要滿足上級的考核和評價標準就行，民眾沒有發言權，這使政府的職能、官員的角色難免不被扭曲，從而群眾的困難和訴求被某些政府和官員所漠視。現實中民眾的幸福感不強，與此有很大關系。所以，要改變這種現象，就必須改變這種考核方式，將目前的官方定標準、官方評價的考核模式，逐步過渡到兼顧社會機構和民間評議，社會機構和普通群眾也來參與。假如在對官員的考核中始終貫徹公民滿意原則，所有的評價標準和評價途徑，都以人們最后獲得的服務作為依據，那么，政府就不敢有絲毫懈怠，忤逆人民的意志。無疑，這就需要有人民對考核主體即政府權力的監督。

溫總理在評價劉志軍一案時指出，黨政“一把手”權力過大、權力過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約束，必定會濫用權力、滋生腐敗。要建立起人民對政府的監督體制，就必須做到首先向人民公開，讓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花多少錢、取得什么成果，將政府的決策、運作程序等施政全過程，置于全體民眾的監督之下，以確保其最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謀取個人私利。除此外，還要讓人民敢于提意見，有罷免和質詢官員的權力。只有這樣，人民對官員的評價才會真正發揮作用，從而使其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好務。否則，讓人民去監督政府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

“十二五”是中國發展的關鍵期。要實現“十二五”規劃確立的目標和任務，從科學發展觀自身的邏輯來說，必須糾正一些地方和領域出現的重經濟指標，輕社會進步；重物質成果，輕人的價值；重眼前利益，輕長遠福祉的偏頗。做到這一步，前提是必須把評價政府的權力交由人民。所以，歸根到底，人民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才是政府一切施政的最高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