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是關系國家前途命運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問題。2009年9月，胡錦濤同志在國務院第五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新中國成立60年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必須堅持一切從我國民族問題實際出發，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要按照中央要求，始終堅持好、發展好這條道路，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民族理論政策，切實做好民族工作，不斷鞏固我國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和衷共濟、和睦相處、和諧發展的良好局面。

一、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智慧結晶

一個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選擇什么樣的模式，是該國特定的經濟條件、社會狀況、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是尊重歷史、合乎國情的正確選擇，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長期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偉大成果。

我國自古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上，歷代中央政權大都針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創建了新疆伯克制、西藏噶倫制、蒙古盟旗制等帶有民族自治色彩的管理模式。但這些政策都帶有歷史和階級局限性，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貫穿于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的歷史進程，近代無數仁人志士和進步力量為此作出不懈努力，但也沒能找到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特別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極力抹殺各民族之間的差別和利益要求，加劇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開始了解決我國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新探索。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和國家學說，結合我國民族問題的現狀，我們黨從建黨之日起就明確提出了倡導民族平等、聯合的原則，并逐步形成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思想。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建立有少數民族參與的革命政權，到長征途中紅軍建立甘孜博巴政府、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再到抗日戰爭時期在一些革命根據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我們黨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實踐。特別是1947年5月，針對當時一些人提出的內蒙古“獨立自治”的錯誤傾向和分裂活動，我們黨明確提出并建立了第一個省級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期間，對新中國是實行聯邦制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重大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廣泛聽取意見。根據我國歷史情況、少數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特點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等成功實踐，我們黨采納了“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的建議，并征得各界人士同意，載入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慎重穩步推進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廢除了階級壓迫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全國范圍進行民族調查和民族識別工作，并相繼成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新時期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歷史性轉變，及時將民族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加大民族政策落實力度，特別是強調發展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核心，高瞻遠矚地提出“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制定并實施我國第一部民族區域自治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把握冷戰結束后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民族問題的發展變化，提出“民族宗教無小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等重要思想，特別是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全國對口支援西藏等重大決策，為民族地區加快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新世紀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明確提出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制定一系列關于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文件和規劃。特別是今年以來，先后召開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就推進民族地區跨越式發展采取一系列優惠政策和重大舉措，我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更加鞏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堅實。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集中體現了我國各族人民追求平等、謀求發展的根本要求，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正是始終堅持這條道路，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落后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社會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