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權與財權對等為核心的新一輪分稅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啟動，才是中國經濟有可能走上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國將實施一系列稅收體制改革，重點增強地方財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充分發揮分稅財政體制在新形勢下的積極作用。

十多年以來，分稅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夠集中大量財力來調控經濟發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為了充實地方財政的“腰包”，中國財政體制改革將在陣痛中開始“破冰”！

分稅制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一種財政體制，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和公共財政理論要求，是市場經濟國家運用財政手段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較為成功的做法。

１９９４年，中國開始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較好解決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問題，十多年來，對于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調動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加強稅收征管，保證財政收入和增強宏觀調控能力，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的不對等。

有關統計數據表明，自１９９４年實施分稅制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從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卻明顯上升，從１９９３年的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沒有相應變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動。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對財政收入支撐了７０％的相對財政支出責任，與分稅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對財政收入僅僅支撐５９％的相對財政支出責任恰恰相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是政府必須承擔的最重要的職責，帶有非常強的外溢性特征，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理應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職能也必須依此來確定。如果由財力嚴重匱乏的基層政府來承擔，必然會導致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不足或嚴重不均等，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正是由于各級政府財權與事權嚴重背離，分稅制就無法起到平衡地區差異的作用，更導致了地方政府財源縮減，促使其從預算外尋找收入來源，出現了諸多不合理的財政現象，表現最為突出的有兩方面：

一是“土地財政”。據統計，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間，中國土地出讓面積從４５３９１公頃上升至１６５８６０公頃，年均增長率１５．５％。同期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也不斷上升，成交價款從５１４．３億元上升至１０２５９．８億元，后者大約是前者的２０倍，年均增長率３９．５％。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土地出讓金成交價款年均增長率更是高達４５％，是財政來源中上升最快的一種。“土地財政”雖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的局面，但也帶來了城市規模的無序擴張，透支耗竭了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更助長了畸形的房地產市場。

二是“債務財政”。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負債規模已開始急劇膨脹。銀監會資料透露，到２００９年６月末，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其以下各級政府設立的平臺公司合計達８２２１家，其中縣級政府平臺公司４９０７家，銀行對這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授信總額達８．８萬億元，貸款余額超過５．５６萬億元，幾乎相當于中央政府的國債余額。而據估算，２００９年末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在１１萬億元左右，相當于２００９年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３倍。地方政府過度舉債可能帶來六大巨大危險：開創地方政府舉債大興土木的先例；成了地方官員為自己政治前途而大上政績工程的資金來源；政府舉債的政績工程已成為經濟浪費的樣板；與權力資本合謀形成腐敗的土壤；政府債務成因復雜、清償難度大，已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執政形象，進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大障礙；政府債務最終“埋單者”只能是廣大老百姓、每位納稅人。

可見，事權與財權不對等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不過應當明確的是，基層財政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并不是分稅制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分稅制不到位。只有完全、徹底的分稅制才是我國財稅改革的科學與理想的模式。以事權與財權對等為核心的新一輪分稅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啟動，才是中國經濟有可能走上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