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改革開放把我國經濟引上平穩較快發展的軌道以來，中國模式問題就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對象。進入21世紀，特別是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率先復蘇以來，中國模式問題更是受到廣泛熱議。在國外近期關于“中國模式”問題的研討中，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動向。

一、關于中國模式是否客觀存在的問題

早在幾年以前，德國學者托馬斯·海貝勒就以“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將伴隨有急劇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為由，否認中國模式的客觀實在性。他說：“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因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并不存在”。其后，英國學者里奧·霍恩2008年7月2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中國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說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沒有什么“模式”，“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反而掩蓋了中國經驗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機會。 2009年6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又以中國與東南亞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處”為由，說它應“屬于亞洲后期快速發展的一種模式”，而否認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

針對種種否認中國模式客觀存在的議論，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為什么要提“中國模式”?》一文，聲稱“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這些人大都看到中國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制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一種可稱之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產生一種模式”。而他認為，“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于如何看待和評價這所房子?”是用科學的客觀的方法，還是用“審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向就變得不可避免”，“很顯然，這種局面的持續，并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幫助”。

二、關于中國模式的發展證偽了“歷史終結論”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時候，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著書立說鼓吹“歷史終結論”。在那以后幾十年的全球發展否定了福山的這種“歷史終結論”。新加坡學者基肖爾·馬赫布巴尼在2009年11月1曰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歷史的終結》一書的基本假定是，西方仍將是民主和人權的世界‘燈塔’。在l989年，如果有人膽敢預言，在15年內，最重要的人權‘燈塔’將成為第一個重新使用酷刑的西方發達國家，那么所有的人都會大叫‘不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而中國模式的發展更有力地證偽了福山的這種“歷史終結論”。因為根據這種理論，當時西方人較普遍地認為中國的經濟不會真正繁榮起來，除非它采用西方式的民主。然而，中國模式卻使中國走出了一條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伴隨著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結構的平衡穩定的現代化道路。這就證偽了福山的把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奉為普遍主義發展路徑的“歷史終結論”。甚至連福山本人在2009年1月初接受日本《中央公論》的記者專訪時，也不得不承認“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礎上實現新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