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交通出行中，對于某些人來說，在無交警、無攝錄的情況下，闖紅燈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不僅如此，中國社會上另一些“闖紅燈”的現象也屢禁不止：造假者、黑心礦主、腐敗官員、考試舞弊者面對嚴厲的法規懲處依然前仆后繼地走向深淵……契約、紀律、法律、道德的紅燈一再被闖過，操守和原則的底線一再被突破，某些人對于規則的漠視在極端情況下已經變成了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害。

“闖紅燈”行為的背后是一種普遍的“闖紅燈心態”。我們知道，僅憑畏懼懲罰建立起對規則的尊重是不穩固的，人們需要在主觀上認識到規則的重要性并愿意遵守它，這是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基本條件之一。可是在當代一些中國人看來，衡量一切行為的標準不是合不合規則，而是合不合“實際”。人們一方面希望一切按照規則來進行，而同時又渴望獲得不按規則行事的特權。當人們要做一些事情時，首先想到的是能否在規則之外尋求解決途徑，以便用更少的成本獲得更大的利益。能夠繞過規則達到目的的人則被視為手眼通天，得到很多人的羨慕和敬佩。“面對現實”，這就是當代一些中國人的固有心態，而他們所定義的“現實”無非是赤裸裸的現實利益，為了“現實”，程序、規則等一切都是可以犧牲的。在這里，實用主義在最粗淺的層面上被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目的理性也被演繹到了極致。

“面對現實”就是“闖紅燈心態”的思想基礎，而它恰恰是最不現實的。當闖紅燈成為一種習慣，將會對社會帶來一系列難以忽視的危害。輕視規則已經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也為整個社會帶來了無數的麻煩。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背上了“不講誠信”的惡名，每年都因此損失巨大；社會交往中，人與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人們對道德、法律的權威缺乏認同，更愿意把自身利益作為唯一標尺，這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社會穩定，新增和擴大了許多社會矛盾……中國思想傳統中不缺乏“權變”哲學和“厚黑”智慧，中國人從骨子里是深諳“靈活性”的。不可否認，改革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相當部分得益于方方面面的“靈活性”。但是我們要真正走向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亟需確立規則的權威，使規則在每個人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讓遵守規則成為每個公民的社會本能。

各種各樣的“闖紅燈”固然有制度、法律建設還不完善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人們在心靈深處沒有建立起對規則的信仰。多少懲罰的鐵鏈可以鎖住不服管束的心？

不少人出國的最大感受是：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公路比中國的窄，車輛不比中國的少，但是人們即便是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也能夠自覺遵守交通規則，在同樣競爭激烈、惜時如金的社會中，人們往往自覺地停下，花上幾十秒來等紅燈。為什么發達國家的人在這些方面顯得不如中國人“靈活”了呢？

答案就是他們懂得尊重規則的重要性，把遵守規則看作最大的“實際”。現代社會本質上是法制社會、規則社會，社會中平等的公民以共同意志為基礎，經過某種程序訂立契約、確立規則來規范彼此的行為，這些規則就是社會中至上的權威。在具有法治傳統的國家，各種規則成為限定政府行為和保護公民權利的基本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企業、公民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整個的社會行為模式都是穩定的。公民心中有規則意識，那么無論遇到什么樣的“紅燈”都能及時剎車。大多數人不闖“紅燈”，事實上就大大降低了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不但能夠增強社會團結，提高社會信任度，而且可以改善經濟領域的諸多問題，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規則意識演變為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可以有效地彌補制度、法律建設的不足，塑造一個高度文明和有序的社會環境。

中國的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人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公民素質的提升、整體社會文化的轉變都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從一個迷信盛行、信仰狂熱的時代走來，作為一種逆反，改革開放后一部分人傾向“逃避崇高”和“信仰虛無”。這是一種矯枉過正，無論如何不應成為常態。今天很多中國人依然在希望主政者“為民做主”的層面上理解政治發展，個體的主體性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覺醒，公民意識相當缺乏。中國社會和政治已經擺脫了高度集中的時代，經濟發展正在全面展開，公民們在沒有規則意識的情況下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個人自主性。中國的法制建設等外部制約機制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善起來，如果不在廣大公民的心中培育起真正的規則意識，將遵規守法的信念升華成每個人心中的道德信仰，形成對自身行為有效的內部制約，對自主性的濫用也許將會成為社會的災難。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社會正義、公平與和諧納入了整體的發展議程，那么在宣傳與引導上就應該著重樹立規則的絕對權威，大力營造一種遵規守紀的社會氛圍，在公民的內心中培育守法精神和規則意識。尊重規則就是尊重具有平等主體地位的他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樹立規則意識是在現代意義上體認平等、自由等價值，并在此基礎上培育公民文化的重要前提。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為了更快地實現目標，就應該盡早開啟這一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