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回憶一下，現在城市的“有產者”是通過什么途徑形成的？答案是：房改。

1998年的房改，將公有住房折算工齡后，以極低的價格轉讓給居民。隨著這些資產的上市，參與房改的居民“一夜暴富”。而城市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改進，導致地價上升，使所有“有產者”的資產隨之升值。精明的“有產者”，會把資產抵押出去，通過銀行融資，購買更多的不動產，于是財富進一步向城市“有產者”傾斜。

幫助城市居民置業的最佳途徑，不是打壓房價，而是復制當年房改的路徑，將當初只惠及部分居民的“房改”，擴大到所有在農村沒有宅基地并在城市沒有參加過房改的居民——允許每一個家庭有一次機會以成本價，購買一套基本配置（比如小于60平方米）的住宅，獲得產權后允許上市。這個將1998年一次性房改，推廣為長期的“全民最低住房保障制度”，可望在沒有任何一方——地方政府、開發商、中央政府和居民——利益受損的情況下，將住宅問題與分配問題予以最優的解決。

獲準以成本價購買住宅的家庭中，有能力一次性付款的，即可迅速成為城市“有產者”。隨著城市不動產價格的升高，他們的財產性收入也會隨之增加。那些一時還沒有能力付款的，可以分期繳納，一定年限后，繳齊差價，獲得產權。由于房價在一開始就按照成本鎖定，他們無須擔心市場價格的起伏。此時，市場價格的飆升就不再是問題。相反，市場的價格越高，“房改”后的溢價就越多——高房價就不僅不是負面的因素，反而成為財富升值，進入城市有產階層的階梯。沿著這個臺階，新增居民就可以增值后的不動產為原始資本，沿著現在城市“有產者”的致富路徑向上攀升。更多的有產階層又為下一步將地方政府收入，從土地一級市場轉向財產稅創造了基礎。

毋庸諱言，“全民住房保障制度”會沖擊現有的城市運行模式。但政府土地出讓收益的減少，表面上看會影響對工業的補貼，并弱化城市的經濟競爭力。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將以前對生產要素中土地的補貼，轉變為對勞動力的補貼。低成本的住房，可以有效抑制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建立穩定的勞動力供給，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土地價格補貼減少帶來的成本上升。（2010年3月1日第9期《瞭望》趙燕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