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大代價和挑戰，其實在文化、道德和意識形態方面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人民萬眾一心，投入了火熱的建設事業，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的土地上，歷盡艱難險阻，建起了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框架，并在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男女平等、掃除封建迷信與社會積垢、普及教育和醫療、提高人均壽命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歷史進步。但是，對單一公有制教條主義的迷信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固守，不斷拉大了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國門外時而傳進的各種信息更使人們無法回避自己仍然貧困的現實和與世界正在不斷拉大的差距。而連綿不絕且越演越烈的政治運動，使得許多本來神圣的信念和意識形態偶像先后跌落下神壇。這不能不說是30年前中國的真實境況。

我們黨啟動的改革開放大業開始給中國大地重新帶來了活力和希望。但是，改革開放發展多種所有制和商品經濟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并不完全一致。在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國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人們的思想已經相當混亂和迷惘，黨的執政能力受到嚴重考驗的關頭，在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好的情況下，進行“主義”之爭顯然不合時宜。特別是在我們黨剛剛明白什么(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還說不清楚也一時證明不了什么才是社會主義的時候，面對堅持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和主張西方模式的種種干擾，改革開放在理論上似乎并不占明顯優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志用“不爭論”智慧地回避了意識形態問題。在保證共產黨執政、政體連續性從而國家統一穩定的大前提下，直面現實的“貓論”成為改革披荊斬棘的指導思想。改革開放30年多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確實選擇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在過去30年的進步，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幾千年。中國不僅已經明顯地走在實現其強國夢想的道路上，而且以延續了幾千年的農業稅的終止為標志，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但是，中國的這個現代化轉型當然不是沒有代價的。除了人們經常提及的環境資源的代價以外，其實真正最大的代價是教育、文化、道德和意識形態的代價。因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長期靠“不爭論”來滿足其文化和意識形態需求的。而共產黨，一個靠意識形態的制高點而取得政權的政黨，也不可能長期靠意識形態領域的“不爭論”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因此，從當年的“不爭論”到今天能夠再討論，其實是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模式的成功，反映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行性，反映了黨執政基礎的穩固和對前行目標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