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黨中央又命令紅一方面軍再次去打長沙。毛澤東和朱德對中央的命令產生質疑。但在總前委大多數人同意打長沙的情況下，毛澤東只得違心地同意去打長沙。結果，紅軍苦戰16天，不但長沙沒有攻下，還出現了可能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主持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停止攻打長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上，毛澤東堅持株洲會議先打吉安的原有決議，但一些人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行不執行中央的路線？”

雖然不久后，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但“左”傾冒險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

這樣，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路線不僅受到了黨中央的批評，就是在紅一方面軍內部也開始受到反對和質疑。

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處理的嚴重錯誤，導致一些領導干部和群眾對任代理書記的毛澤東不滿

在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書記后不久，即發生了在黨內和紅軍內影響重大而深遠的富田事變。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二十軍抓捕“AB團”分子。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并遭逮捕，對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帶著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

富田事變發生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的叛變行為。

1931年2月22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主持會議，研究富田事變的有關問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做了詳細匯報。會議得出的結論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結論有很大區別。會議形成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認為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但在組織上不能證明參與事變者全是“AB 團”分子。決議要求今后在“清黨”、肅反中“絕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叫人亂供亂咬，亂加逮捕”……會后，項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富田事變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