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魯格（牛蘭）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這里他沒有交待魯格的真實身份，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佐爾格小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辭地將魯格說成是共產國際駐在中國的代表團成員。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來到上海后，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之間的聯系。

李德到上海完成任務后，并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這個所謂“了解情況”的為時半年時間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后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一起，經常與中共中央領導層接觸。“尤爾特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和洛甫所談論的，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

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是博古。1931年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遇到極大困難。9月底，因王明將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將去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遂由王明、周恩來決定，并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由博古、洛甫等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為總書記。據博古回憶，他“與李德認識是經當時（1932年秋）遠東局負責者艾佛爾托介紹，他（李德）進人中央蘇區是遠東局有電派來當軍事顧問的”。

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幫助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先有蓋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殘疾的蘇聯紅軍軍官。他在莫斯科時就曾幫助共產國際起草過關于中共軍事斗爭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國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國。1933年9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成為中國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領導下工作的。

因為博古沒有任何軍事斗爭的經驗和學識，所以就特別仰仗共產國際的支持。在與李德的交往中，他為對方曾經上過戰場和軍事學院專門學習的經歷所傾倒，便以“軍事專家”待之。李德后來說，“我雖知道從莫斯科派來的總顧問（弗雷德）正在途中，但是，事與愿違，他遲遲未到。因此，實際上從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做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

1932年底，迫于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云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請示電報，1933年春天，得到肯定答復。據李德回憶，答復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共中央。”

1933年9月，李德獲準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制”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處處享受著“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圣旨。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

（摘自《檔案春秋》 朱鴻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