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具體而細致的指導，胡喬木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穿于黨的文獻編輯工作中，保證了黨的文獻的原始性在編輯過程中得以較好地保持，為世人呈現出黨的歷史文獻的真實面貌。

“必須在第一次把文字修飾工作做好，不要發表一次改一次，以致損壞黨的信譽”

與保持文獻歷史原貌相對應的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是歷史文獻在編輯過程中是否需要修訂和整理？如果需要，又如何把握其中的原則？對此，胡喬木也做了許多認真的思考，提出許多重要的見解。

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黨的文獻，必然帶有一定的歷史印痕。一些未曾正式發表過的手稿、文電，特別是講話記錄稿，其撰寫者或記錄者在當時來不及仔細推敲斟酌，在文法、文理以及遣詞造句方面都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欠缺，還有個別字句或提法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正確甚至是錯誤的。對此，胡喬木提出，對未發表過的文章，將其中個別不恰當的地方作些必要的修改也還是可以的。（1984年3月3日，胡喬木同方銘的談話）他強調指出：“要發表未發表過的文章，不論在什么刊物上對內或對外發表，必須在第一次把文字修飾工作做好，不要發表一次改一次，以致損壞黨的信譽。”（1982年3月21日，胡喬木給李琦、龔育之的信）強調文獻編輯工作者在“第一次”公開發表文獻時把文字修飾工作做好，這既是對文字編輯工作者提出的嚴格要求，也是從源頭上保證黨的文獻嚴肅性的重要舉措。

從我黨文獻編輯工作的歷史來看，對原有文稿進行一些必要的修訂和整理的情況一直是存在的。如新中國成立后編輯《毛澤東選集》時，就由毛澤東本人對自己以前的文稿進行了一些修訂，在內容上，對某些觀點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對一些不夠完善的表述和提法加以修飾，使之比較完善，同時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訂正。

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理論界對這種修改，特別是內容上的修改提出一些意見，認為它不但改變了文獻本身的歷史原貌，給中共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帶來一些困難和誤解，而且損害了我黨文獻的形象和信譽。他們呼吁將歷史文獻都完全照原件編輯出版，或重新公布原件。胡喬木對這些意見極為重視，1988年6月，他委托身邊工作人員將這一問題轉達給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幾位負責同志，建議他們就此問題進行認真研究，并向中央寫出專題報告。

1988年9月，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同志根據胡喬木的提議，結合幾年來在編輯黨的文獻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向中央提出《關于黨的文獻編輯工作中幾個原則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就黨的文獻在編輯出版時應否修改整理的問題明確規定：編輯文獻著作的基本原則應是保持文獻的歷史原貌，以保證文獻的真實性、可靠性、可信性。對歷史上形成的文件和著作，在收入選集、文選或其他書籍時，原則上不能進行改動，即對現在可以看出的錯誤，亦不得予以修正，只在確有必要時可酌加注解。尤其不能在編輯整理時加進原來沒有的內容，或者把后來形成的觀點、提法、用語等移植到以前的文獻中去。在此基礎上，《報告》也實事求是地提出，對某些文稿進行文字整理是必要的。這里有幾種不同的情況，應加以分別處理：1、已公開發表的文章和正式文件，不作改動；2、手稿（包括電報、書信、詩詞、講話提綱等），文字上有訛誤的，收入選集時可直接訂正，收入資料書時以間接方式加以訂正；3、未經公布的講話記錄稿，除曾經本人審定的以外，根據不同的情況和要求，可作不同程度的文字整理。整理必須是一次性的，一經發表，就不再改動；4、對于健在領導人的文稿，如本人認為在正式出版物中不宜照原樣發表，其歷史文稿可作文字性的修改，如過去已在出版物上發表過，則實質性修改可加注說明。一般說來，對已發表過的文稿如發現某些內容不適當，最好由作者加注說明現在對這些提法的見解。

這個《報告》是在胡喬木的提議和主持下形成的，他為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別是上述關于如何修改整理歷史文獻的部分，胡喬木曾經兩次做了親筆修改，集中體現了他對黨的文獻編輯工作重要原則的深入思考和精辟見解。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