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個甲子的歷史進程，在解放戰爭巨大勝利的革命聲威籠罩下，我們曾有一個凱歌行進式的良好開端。迅速而比較順利地完成了恢復久經戰亂而殘破不堪的國民經濟；完成了徹底消滅封建經濟制度的土地改革；大張旗鼓地剿滅殘匪和鎮壓反革命，穩固了人民政權；勝利地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鞏固了邊疆國防；實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選民登記和普選，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了全國規模的有計劃經濟建設。并在此基礎上，開展了波瀾壯闊的全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勝利，可以鼓舞信心和斗志，增添前進的巨大推動力；但也可能沖昏頭腦，夸大主觀能動性和不顧客觀條件而盲目趕超的沖動。于是，在復雜的國際環境和錯綜的內外矛盾交織中，求索理想社會的巨大社會能量，逐漸背離初衷，演變成為“左”傾狂熱的社會運動。其極端表現，在經濟方面就是1958年開始的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的“大躍進”；在政治方面就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僅嚴重偏離了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的正確路線，而且給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教訓是十分慘痛的。

如果說，勝利具有兩重性，那么錯誤失敗，同樣具有兩重性。它既可以使人民遭受不應承受的苦難，又可以使人們清醒，深思，總結而奮發。1978年底召開的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總結歷史經驗，代表億萬人民的意愿，扭轉乾坤，使共和國重新轉回了正確的前進方向，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宏偉新篇章。三十年的豪邁步伐和光輝業績，舉世共睹，有口皆碑，勿庸多言。

（二）

如何從總體上評估這六十年？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有各種不同的看法，而且分岐很大。從我自己接觸的有限資料看，拋開那些“逢共必反”的頑固反共派，只談還是抱有善意的歷史研究者和評論者，起碼有三大類截然不同的觀點，呈現在我們面前。

一類觀點是肯定前三十年，而否定后三十年，換一種說法就是：毛澤東時代一切均好，鄧小平之后的時代一切皆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