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中央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回答了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中紀委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而“網絡反腐”作為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方式，也被正式寫進黨建辭典。

筆者認為，網絡反腐作為一種信息時代的新型反腐敗模式，在經歷了南京“天價煙局長”等事件的洗禮后，已經逐漸擺脫先前的青澀階段步入成熟期，黨建詞典將其收入，不僅是與時俱進的體現，更具有反腐領域的風向標意義。

網絡反腐唯有當地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才能夠順利成行，是一個基本規律，所以這也是考驗一個政府輿情監控和反饋機制的“試金石”。實際上，近年來網絡上類似事件很多，“拖”字訣的常見官場弊端往往使這些事件最終不了了之，而周久耕事件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獲得回應“層層剝皮”、依法完成司法程序，說明了當地黨委政府和紀檢部門對于網絡民意的重視，應該有更多的周久耕被揪出來，才是網絡反腐的進步。因此，將網絡反腐特別是一些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反腐事件，作為中央檢驗地方黨委政府的重視輿情提出執政能力的標準之一，既有激勵效應更有鞭策效應。

互聯網新時代，是一個信息爆炸和顛覆傳統信息傳播渠道的時代，政府部門應當把網絡信息交流當作一個好的溝通幫手、好的交流助手來看待。

任何鋒利的工具都難免會存在“雙刃劍”效應，網絡反腐自然也不例外，如何在保護好他人隱私信息和正常交流溝通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例如目前爭議頗多的“人肉搜索”問題，徐州市人大立法通過《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其中涉及未經他人許可擅自傳播和公開他人信息最高罰款5000元的條款就引起全國上下廣泛的爭議。實際上，原徐州泉山區區委書記董峰因為網絡舉報而進入紀委視線最終“落馬”，已經成為一個網絡時代反腐的經典案例。公民正當合法的網絡監督權利應該得到保護，因為大禹治水，靠的是疏導，而不是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