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危機引發諸多教訓：銀行過大監管不力

連日來，歐洲小國塞浦路斯成為新一輪國際金融漩渦的中心。圍繞對該國的金融救助，上演了跌宕起伏的驚險劇。不管最終能否化險為夷，其引發的三大教訓值得深思。

首先，銀行過大的教訓。塞浦路斯為地中海島國，人口不足90萬，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約170億歐元(約合221億美元)，但高度發達的銀行業資產規模卻是它的7倍以上。塞浦路斯向國際社會求助的100億歐元，僅為其銀行業一小部分資產，卻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7%。

這一教訓說明，一個國家的核心產業如果在經濟總量中占比過大，就有可能成為脆弱的怪獸，一旦受到沖擊，本國財政無力救助，經濟便瀕臨危境；而國家和國際機構的介入，還可能引發“道德風險”。

其次，監管不力的教訓。長期以來，歐洲的金融業開放程度高，跨境資本流動相對自由，特別是在歐洲內部，銀行業交錯互生。例如，塞浦路斯銀行業對希臘就有大量風險敞口，而俄羅斯又在塞擁有巨額存款。在國際化的金融業中，國家對本國銀行業的監管遠遠不能應對潛在風險，且銀行業股本要求不夠高，一旦危機出現，監管防火墻如同虛設。

再者，非理性決策的教訓。已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穆薩曾將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總結為三個危機：流動性危機、主權危機和“愚蠢危機”。觀察近期塞浦路斯的宏觀經濟決策，不難發現其中的慌亂、短視與非理性成分。

這種非理性決策又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錯判民眾的忍耐力。為獲取國際救助資金，紓困本國銀行業，塞浦路斯當局匆忙決定向儲戶征收存款稅，直接向民眾“剪羊毛”。這種做法確是來錢捷徑，但必然遭到儲戶強烈反對，銀行擠兌危機一觸即發，塞浦路斯不得不隨即進行資本管制。

另一方面，對小國危機的傳導效應估計不足。一些歐洲人認為，塞浦路斯經濟規模小，即便國家破產，風險也屬可控。殊不知，國家不論大小，一旦輕視國家信用，以之做賭注試探市場，到頭來只會因小失大，在歐洲其他國家引發資本外逃等負面連鎖風險。

在塞浦路斯危機中備受煎熬的不僅是本國民眾，還有歐洲人的集體信譽與道德水準。圍繞一波又一波的債務危機，歐洲的狼狽和道義上的進退失據，令人嘆惜，亦令人警醒。（劉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