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20周年 普京曾稱不為解體惋惜是沒良心

1991年12月21日，蘇聯紅旗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幾天之后，它被俄羅斯國旗取代。

蘇聯解體的關鍵人物：葉利欽（左）和戈爾巴喬夫（右）

普京：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

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

12月24日，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公開呼吁，俄羅斯總理普京應該像20年前的他那樣，主動放棄權力。戈爾巴喬夫的呼喊，沒有動搖普京尋求連任的決心，不過，這倒是讓人們忽然意識到，蘇聯解體至今已整整20周年。

這兩天，俄羅斯官方對這個紀念日沒有什么正式表態，民間也沒出現規模較大的紀念活動。媒體更關注的是，24日莫斯科舉行十萬人反普京示威游行。

不過，世界并沒有遺忘這段歷史。12月25日，《阿曼論壇報》發文評論說，蘇聯突然崩潰，一個雄踞歐亞70年的帝國釋放出的沖突、動蕩和貧窮今天仍可感覺到。《紐約時報》說：“這是20世紀一個無可置疑的決定性時刻，一個雄心勃勃的烏托邦試驗的結束。”

26日，《環球時報》、《人民日報》以及《人民日報》主辦的《文史參考》雜志大篇幅刊登文章，反思蘇聯解體的原因。在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讓我們再次回顧和反思這場普京所稱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一場圣誕夜的劇變

1991年12月25日，時任總統戈爾巴喬夫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辭職。當晚7時32分，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近70年的錘子鐮刀紅旗緩緩降落。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式解體。

1991年的12月26日，《紐約時報》以“革命”評價蘇聯解體，稱贊戈爾巴喬夫。文章稱，據說斯大林去世后留下兩個信封，一個信封的標簽為“遇到麻煩時打開”，里面有一張紙條寫著“批評我”；另一信封的標簽是“遇到更大麻煩時打開”，信封里的紙條上寫著：“像我那樣做”。《紐約時報》說，戈爾巴喬夫聽取了第一個建議，但以極大的勇氣拒絕了第二個建議。

戈爾巴喬夫是怎么做的？1985年，戈爾巴喬夫接手這個龐大的國家時，蘇聯已陷入了長期的經濟停滯狀態。戈爾巴喬夫曾試圖通過改革和開放，為蘇聯帶來變革。不過，他并沒有成功。各個加盟國此起彼伏的示威浪潮把這個國家推向崩潰的邊緣。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獨立。其他共和國隨后也紛紛加以仿效，先后發表了宣布恢復或收復主權的聲明，并開始制定實現獨立的步驟和措施。

“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1991年，蘇聯就像一個洋蔥，表皮被一層層剝去，只剩下核心的俄羅斯。”美國《大西洋月刊》說。

1991年8月19日，蘇共多名強硬派高層領導發動了政變，試圖收回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的權力，終止不成功的經濟改革。但是由于軍隊倒戈、克格勃部隊倒戈、政變領導層內部混亂，以及葉利欽及時反應，挽救蘇聯的最后努力失敗。

1991年圣誕節，蘇聯正式解體。《美國之音》說，那是“一份反共產主義的人期盼了70年的圣誕禮物”。

戈爾巴喬夫擰松了螺絲釘

為什么一個強大的蘇聯會一夜劇變？20年來，人們一直在探究原因。

在所有解釋中，經濟方面的嘗試最多。俄《共青團真理報》懷疑“中情局用經濟摧毀了蘇聯”。《真理報》認為，蘇聯崩潰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吸引了人民，而是因為人民需求被徹底拋在腦后，政府迷戀制造超級武器。該報稱，“墻上的鏡子不能因為照出了什么就被認為有罪，與鏡子作斗爭也毫無用處。”

美國《華盛頓郵報》稱，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他們的制度，他擰松了螺絲釘，結果整個制度崩潰。美國《鹽湖城論壇報》說，蘇聯解體前，許多蘇聯人就意識到他們的體系正在腐爛。伊爾庫茨克居民亞娜說，我記得走進一家食品店，除了一包包的食鹽什么都沒有。

《愛爾蘭時報》說，葉利欽統治時期一片亂糟糟，1992年通貨膨脹超過2500%，一些俄羅斯人為了生存走上街頭賣家當，同時也有人一夜暴富。法國《諾曼底新聞》稱，葉利欽在身邊年輕的“市場萬能論者”慫恿下異想天開地實施“休克療法”，導致慘重后果，至今俄羅斯大多數人仍對“市場經濟”、“自由派”和“私有化”等名詞談虎色變。

今天的俄羅斯人怎樣看待蘇聯解體？

俄新網報道說，民調顯示，66%的俄羅斯人為蘇聯解體感到惋惜。法新社發自莫斯科的報道說，列寧的遺體如今仍安置在莫斯科紅場紀念館內，很多廣場上都有列寧的雕像，很多建筑物上也還有錘子和鐮刀的標志。

在當前的俄羅斯，普京的一句話被很多人認同： “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

蘇共沒有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

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主辦的《文史參考》雜志發表封面文章《蘇聯崩潰啟示錄》，認為蘇聯解體原因是，沒有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蘇聯的民主沒有被民眾認可，蘇共逐漸蛻化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政黨，沒有各階層的平等，農民和知識分子受歧視等。

《文史參考》說，蘇聯搞了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始終都沒有實現人民主權原則。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來解釋，幾十年后這一理由難以成立。蘇共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一切，不相信民眾自己有判斷是非和選擇的能力，管理人員由蘇共組織部門挑選任命，還提出了“干部決定一切”這一片面的口號，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的分離，民眾只是社會主義大機器上的螺絲釘。

蘇維埃政權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權分立、競選、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雖然蘇聯自己宣稱，“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但是，蘇聯的民主沒有被民眾認可，長期存在實際上總書記的個人集權。布爾什維克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也漸漸失去了活動的空間。

隨著干部任命制的發展，官僚主義和貪污現象也隨之發展起來，蘇共蛻化成了國家機關，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領導者本人對人民、對黨的責任感下降，因為官員的提升不是靠“下層”，不是取決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決于“上層”，取決于上級領導的態度和意見，取決于檔案和私人關系。

農民長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階級，是被消滅的對象。知識分子長期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蘇共對知識產品嚴格監督，與知識分子要求獨立思想和表達自己思想的愿望發生了嚴重矛盾，知識分子“被迫戴上緊箍咒，而施法的人卻是那些對他們的專業知之甚少的黨委領導”。

至于領導干部，則處于非常優越的地位。在斯大林時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干部根據級別享受不同的工資補貼、住房、醫療照顧以及其他的福利補貼。這一制度一直延續下來，并在不斷加強。

《文史參考》說，當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之時，沒有民眾起來抗爭，這一教訓足夠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社會主義者應該研究蘇共的前車之鑒，防止重蹈覆轍。

（綜合《環球時報》、《人民日報》、《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