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人大代表，也當過政協委員兩種“角色”親歷中國式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踐行記）

這是我第十八年參加全國兩會。每次走進人民大會堂,心里都充滿期待。這么多懷揣民情民意的代表委員來到這里,交流討論的都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這不就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優勢最生動的一種體現嗎?

我是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曾擔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親歷兩種“角色”,我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有了更深的理解。

打個比方,人大代表就像是黨和國家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老百姓選我當人大代表,我就要代表大家的意愿,依法行使國家權力。

我一直關注基層立法聯系點建設問題。上海虹橋立法聯系點的一名立法信息員說,這是個“不講白不講,講了不白講”的地方。確實是這樣,聯系點是“直通車”,原汁原味的基層聲音從這里可以直達國家立法機關。

比如原來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中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等行為的,應當予以訓誡、責令其繳納保證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對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可以沒收保證金。華東政法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提出,每個家庭經濟條件不同,這種情況還是以教育為主。這個修改意見通過基層立法聯系點轉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后,被吸收采納。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刪除了繳納和沒收保證金的內容。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我經過調研后提出“科學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擴大群眾參與范圍”等建議,很多代表也建議在立法法中增加相關內容。

參與多輪審議后,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我與其他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鄭重按下表決器。隨著一聲鏗鏘有力的“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表決通過。根據實際需要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深入聽取基層群眾意見等內容寫入立法法,我的部分建議被吸納。

看到百姓意見成為國家法律,我非常興奮!傾聽老百姓的心聲、為群眾做實事,是我的職責所在。

我理解,政協委員在履職時,既要尊重多數人,也要照顧少數人。大家有事好商量,就能找到“最大公約數”。

10年前,快遞行業發展迅猛,一些問題隨之而來。消費者擔心“包裹丟了怎么辦”“糾紛來了向誰投訴”,快遞公司希望給暴力分揀、問題快遞下個明確定義,政府部門在考慮什么樣的機制能減少糾紛。

為此,全國政協組織實地調研,并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召開第四十六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我也參加了會議。

我印象很深,會上政協委員、有關部委和企業代表暢所欲言,時有爭論交鋒。有人提出“都說禁止拋扔,一米是拋扔還是半米是拋扔?”有人坦言“安全的主要責任被放在快遞公司身上,這讓我們壓力很大”,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為決策規劃積極建言獻策。

我發現,當時的《快遞條例(征求意見稿)》中只有“向快遞企業投訴”一條渠道。快遞企業怎么可能解決所有糾紛?如果投訴不成,用戶當然可以向法院起訴。會上,我提出“將投訴、申訴、仲裁、起訴等納入糾紛解決機制”等多個建議,并在之后的全國兩會上提交相關提案。很多建議在后來的《快遞條例(草案)》中都有體現。

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通過商量出辦法、出共識、出感情、出團結,這是協商民主的魅力。

不管是人大代表,還是政協委員,都是給老百姓辦事的。“盲盒銷售、劇本殺這些可能損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新業態怎么監管?”“檢察機關進行法律監督,能保證自己不出差錯嗎?”等等,這些年來,我聽到過來自群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惑,也因此走訪調研多個部門,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提案。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5年,按照制度安排,每年全國兩會我不僅討論政協議題,還要列席全國人大會議,參加對有關法律修改、“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等的討論。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我也認識到,人大制度在運行中就包含協商形成共識的過程。比如一份法律草案,就要經過社會各界充分協商、反復修改,才能提交全國人代會審議。

我們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這樣,把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貫通起來。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每個環節、每個方面,都能體現群眾意愿、聽到群眾聲音。

4年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曾關注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并撰寫提案。今年,我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繼續聚焦這一群體,就制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法提出建議。

這么多年的親身經歷,讓我對“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有了更真切的感受,這也是最好的課堂素材。今年全國兩會閉幕回到學校后,我要把這些講給學生們聽。

(作者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本報記者崔璨采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25年03月10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