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間的世界變奏

王文

中國發展即將步入“十四五”時間。未來5年，全球經濟增長態勢大概率會出現劇烈的數字轉型與分化，大國格局的權力重心將加快向亞洲轉移，西方政治體制會遭遇意想不到的衰敗，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得不面臨必須改革的前景。

從經濟動能、政治體制、大國格局與國際體系等四個重要層面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未來5年將加速演進。把握這些變化，中國才能充分抓住當下仍存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經濟動能的重啟

從經濟增長態勢看，人類社會在未來5年將全面進入“數字時代”。隨著5G在全球推開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此前被擋在“數字鴻溝”之外的欠發達國家與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參與或卷入以網絡購物、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為主要特征的全球“非接觸經濟”。后疫情時代，數字化將融入每個國家、每個民眾的日常生活與工作。

數字增長將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原有國際與國內的經濟貿易體系因此產生迭代效應。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9年的報告，2022年全球互聯網的數據流量將比2017年增長334%。數據流量激增折射出全球網絡用戶的暴漲，以及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自動化等前沿技術的廣泛應用，一個“無孔不入”、無人不聯的“全球數字鏈”正在形成。

數字增長伴隨的數字競爭，成為拉開國力差距的關鍵變量，“極化”現象愈加明顯。截至2019年年底，美國和中國兩國的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占全球79%以上，兩國擁有全球超過75%的區塊鏈技術相關專利，75%以上的云計算市場和50%以上的全球物聯網支出。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和阿里巴巴等7家“超級平臺”，占據全球70家最大數字平臺公司總市值的2/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蘋果、微軟等市值仍增長200%以上。

未來5年，中國仍是數字經濟最蓬勃發展的國家之一。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預估，2019年數字經濟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為67.7%，還將長期保持在70%左右。在全球層面，中國正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物流、電信科技與金融服務的全球數字化轉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引領全球數字重構。

顯然，中國已逐漸從信息時代的“跟跑者”成長為數字時代的“領跑者”。但面對更強者比如美國的競爭壓力，以及各國智能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廣度與創新效率的差別而形成的“新數字溝壑”，中國必須在“十四五”期間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解決各類“卡脖子”事項，防范數字化風險，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擁有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數字中國”。

大國格局的重塑

從大國格局態勢看，綜合多方數據，未來5年，經濟總量的國家位次將逐漸開啟“亞洲時代”。2025年中國GDP總量將接近美國，甚至有可能趕超美國；印度有望超過德國，接近日本，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歐洲諸國國力恐淪入麥哲倫環繞地球以來的“五百年未有之頹勢”；美國從19世紀90年代以來連續130多年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接近終點。據此，前四大經濟體可能首次出現亞洲占三席的東方復興局面。

2020年年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署，東盟十國、中日韓三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合力打造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自貿區，標志著亞洲區域合作在全球復蘇進程中領銜全球多邊主義和貿易自由主義。2016年，亞洲區域內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增長至57.3%，這一數字預計2025年將突破60%。亞洲在未來5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有望超過65%，消費增長貢獻將超過75%。

正如美國知名印裔學者帕拉格·康納在其新著《亞洲世紀》一書中所說，“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受到19世紀歐洲化和20世紀美國化的影響……21世紀亞洲化在世界文明中的興起猶如地理學中最新的沉積層形成……20世紀美國夢將被21世紀亞洲夢所代替。”在后疫情時代，亞洲人的行為準則越來越被推崇。

面對“百年未有之疫情”，文化和價值觀上更加重視秩序的東亞各國，抗擊疫情成效普遍好于更為重視自由的歐美國家。很多人認為，在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社會中，政府與市場、重商與重義、權利與責任、自由與自律、個人與社會之間更能呈現微妙的平衡，更有助于人類發展。

作為“亞洲的中國”（梁啟超語），中國“十四五”期間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要聚焦的國際區域勢必會從西方轉回亞洲。因此，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全球范圍尤其是深化在亞洲區域構筑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促進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變得越來越重要。

政治體制的重生

從政治發展態勢看，歐美國家的政治體制在未來5年或將普遍陷入“衰敗時代”。德國、法國、英國等老牌歐洲強國將告別“強人執政”，政黨制衡的局面加劇。被很多人稱為“民主燈塔”的美國，即使現總統特朗普卸任，“特朗普主義”仍會蔓延。拜登執政恐難彌合民主、共和兩黨“相互否決”式的政治分裂狀態，在很多分析人士看來，美國“國內冷戰”已然爆發。源于18世紀的通過“多數票決”方式遴選國家領導人的西方政治制度，顯現出生物進化式的衰老狀態。

20世紀70年代開始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度讓一些人深信世界歷史將止于西方民主與市場經濟的終點上。但進入21世紀以來，民主化先于現代化的那些國家，多數出現了經濟停滯、社會失序與政治固化的發展窘況。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2016年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件頻頻發生后，西方作為世界政治發展的標桿作用大為削弱。特朗普執政4年更是撕掉了所謂“民主政治”的遮羞布。政策周期性的“鐘擺”，使歐美國家發展陷入“內卷化”深淵中。

正像“歷史終結論”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的自我反思：“新興與老牌的民主國家都面臨著一個難題，即未能提供國民所期待的實質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經濟增長和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即實現個人機會所必需的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

西方之鑒在于，改革永遠在路上，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當前，在政治道路選擇進程中，西方在路口，中國在路上。防疫的成效更堅定了中國人的道路自信。“十四五”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的新征程，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越來越被世界所接受，與此同時，推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參與的權利，建成法治國家，對我們而言仍任重道遠。

全球治理的重組

從全球治理態勢看，二戰后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金融體系未來5年將邁入“改革時代”。由于受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的干擾以及多國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思潮等的影響，全球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一度出現“休克”狀態。

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以及G7、G20等機制在內，以促進有效全球治理為目標的國際體系改革迫在眉捷。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早已宣稱將帶領美國重回多邊主義，雖然未必能完全回到從前，但不得不承認，美國重回傳統國際體系框架，對全球治理是重大利好。《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組織、《開放天空條約》等一系列特朗普政府任期內美國退出的全球治理“國際群”，在未來幾年會重新發揮國際作用。

全世界范圍內對聯合國改革、WTO改革、IMF改革所發出的呼聲，多是為提升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未來5年，各國在國際組織中權限與份額博弈的競爭會日趨白熱化。很有可能的現象是，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區域主義治理規則不斷取代傳統的全球治理規范，1945年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框架走到“不改革，將死亡”的懸崖邊。

“十四五”時期的中國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應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進程。中國不追求成為霸權國家，而是堅持多邊主義、平等主義、協商主義，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的形成。但“中國方案”仍需經歷從理念到實踐再到具體文本的過程，中國還需在全球治理改革上投入與付出更多。

總而言之，從經濟動能的重啟到大國格局的重塑，從政治機制的重生到全球治理的重組，未來5年的世界肯定將進入自二戰以來甚至是19世紀末以來的動蕩變革期。

這個變局決不能簡單表述為“東升西降”，其復雜程度超過多數人的想象。在這個大背景下，中美競合式博弈日趨激烈，發達國家與多數新興國家的老齡化日趨明顯，去全球化、保護主義等逆流日趨匯合，科技創新的競爭如同戰爭般日趨殘酷，非國家行為體影響世界的力量日趨強大，中國必須深刻認識到這些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與新挑戰。

中國對此不必慌張，更不能輕敵。遭遇近年來美國打壓、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沖擊的中國，比過去更成熟，也更能保持戰略定力。中國只要自身不亂，全力辦好自己的事，樹立底線思維，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就一定能把握這個全新的戰略機遇期，趨利避害，朝著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勇前進。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

來源：2020年12月23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