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方面，看懂70年來中國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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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來，中國的發展震驚世界。讓世界為之驚嘆的不僅是中國發展速度的迅猛和成效的顯著，更在于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濃縮了人類社會變遷的諸多歷史進程，而社會轉型也促使中國在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們不禁要問，70年來中國發生了哪些社會轉型？它們對中國的發展有何積極作用？

今天，思響哥推薦閱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鳳刊發在《人民論壇》的文章，一起從民生改善、體制創新、公平正義、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個方面了解70年來的中國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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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為本：從貧困社會向小康社會的轉變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然而由于資金存量的嚴重不足，國家對資源、產品、勞動力，甚至消費資料，均采取了計劃分配的方式，以期用較短的時間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然而，計劃經濟體制并不能合理地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導致勞動者動力不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以及平均主義盛行，不可避免地產生貧困。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約97.5%，以鄉村戶籍人口作為總體推算，農村貧困人口規模7.7億人。一個社會發生變革，總是來自于生存所面臨的危機，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出發點就是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市場化改革首先調整了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由過去的重工業部門優先發展向居民部門傾斜，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生產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為全球的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如果說增進民生福祉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出發點，那么共同富裕則是中國社會轉型的落腳點。隨著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人們對美好生活有著更加強烈的向往。黨的十九大審時度勢地提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新時代的人民生活富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現在共同富裕的“共同”上，要通過鄉村振興、精準扶貧、區域協調發展等戰略帶動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切實脫貧，使全體人民一個也不能少地共同邁入富裕社會。二是體現在共同富裕的“富裕”上，要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的理念，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需求，使人民群眾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新時代的奮斗目標，通過高質量的發展來解決發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問題，使我國真正進入富裕國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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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創新：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秩序的維護是政府單方面的事務，由政府對社會事務進行自上而下的管控。隨著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社會成員由原來高度整合的單位中不斷被分化出來，導致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變；同時隨著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帶來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由此引發的人口流動，是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變。社會轉型過程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群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城鄉社區居民組織、社會公眾等都成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

理論上講，社會管理和社會治理都是為了維護和達成社會秩序，對社會領域的社會組織、社會事務和社會活動進行規范和協調的管理過程。不同的是，社會管理將政府視為管理主體，強調政府單向度的約束，強調政府作為一方主體對全社會多方客體的管理和控制，強調政府自上而下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而社會治理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多向度的協商與合作，政府和民眾都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各主體之間通過平等合作，從而達成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將社會治理理念取代社會管理，意味著社會秩序的維護和達成不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務，而是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之間共同的事務，政府不再是單一的管理主體，治理過程也不是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管控，而是多元主體之間的平等協商與合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領域取得的成就與進步，最突出的就是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和模式的創新，具體包括：一是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的基本模式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社會治理的改革與創新都要以此為目標取向。二是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系統治理要求社會治理不僅是政府的工作職能，而且社會各界要一起參與，形成社會共同治理的局面；依法治理要求社會治理從管控規制向法治保障轉變；綜合治理要求社會治理手段要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源頭治理要求在社會治理上要防微杜漸，從根本上解決矛盾。三是社會治理機制的創新，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社會風險評估機制、突發事件監測預警機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從管理到治理這一字之差，成為黨和國家社會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動寫照，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實現了新飛躍。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這種社會治理精細化思想，就是要建立一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社會組織是共建共享社會治理中最活躍的因子。我國社區社會組織約40萬個，其中街道社區管理32.7萬個；共有人民調解委員會75萬多個，人民調解員300多萬人，全國去年調解各類矛盾糾紛953.2萬件；全國志愿服務信息系統注冊志愿者超過1億人，記錄志愿服務時間超過12億小時。社區居委會、社會工作者、社會組織的多方聯動，通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最大限度地凝聚社會共識，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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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義：從金字塔型社會向橄欖型社會的過渡

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分層特點是以政治身份、戶籍身份、工人與干部身份為分層標志，而在經濟上、財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是尋求均等化。

改革開放以后，政治地位在社會分層中的重要程度顯著下降，而經濟地位在社會分層中的重要程度顯著上升。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分層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中國從政治分層為主體的社會轉變為經濟分層為主體的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經濟不平等的后果帶來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貧富差距升高。

關于收入分配的格局，人們往往用金字塔形或橄欖形的圖示來表示。所謂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中低收入者占絕大多數，而高收入者較少。橄欖形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相對較少，而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數的格局。一個理想的社會類型應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也必須承認人的稟賦能力存在差異，富人與窮人必然相對存在，因而理想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需要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對社會貧富分化進行調節，并對社會利益沖突進行緩沖。但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貧富分化比較嚴重，沒有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作為過渡帶，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比較激烈。

我國在市場化的轉型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呈現長期上升的態勢，我國的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30上升到2008年的0.49，之后略有回落，近年來穩定在0.47左右。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要實現的目標是：“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大幅減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因此，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培育中等收入階層，是新時代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中等收入階層”的標準是什么？這個群體在目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中占多大比重？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等收入群體一般是指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生活比較寬裕，相對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較低的貧困人口來說，收入處于中等水平的群體。按照這樣一個標準，中國學者進行了估算，發現我國目前的中等收入階層占比保守估計為22%，較高估計為27%，在國際比較中，我國中等收入階層所占比例處于相對較低的位置，正處于從金字塔形社會向橄欖形社會過渡的初級階段。因此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階層任重而道遠，對于縮小收入分配差別、促進社會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著重要的作用。對于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培育，要加強對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術培訓；促進大學生合理就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有技術和有知識的勞動力成長為中等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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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生活資料嚴重短缺，農副產品以統購統銷為主，消費品實行調撥分配，大多憑證定量供應，市場處于全面緊張狀態。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消費者沒有選擇自由，同時由于消費者收入水平低，金融資產少，不存在消費信貸，消費者表現為當期收入當期消費的特征。因而改革開放前，消費者主要關注的是生存性消費品，集中在食品、服裝和日用品消費上。

改革開放初期，消費者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是國家逐步取消了價格和票證的管制，消費品價格已逐步演變為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二是消費者的流動性約束不斷得到放松，貸款消費成為可能；三是消費者的工資收入得到增長，預算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松，這個時期居民的儲蓄量也在快速增長，跨時消費選擇成為可能；四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示范性消費的影響不斷增強；五是營銷手段的創新，廣告等大眾傳媒不斷塑造消費品的意義，由此對消費者的激勵作用不斷強化。以上五個因素同時作用于消費者，對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和購買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消費者逐步進入了以改善型為主、多種消費動機共存的消費升級階段。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消費者的關注點是在家庭耐用消費品上，尤其是在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物品上，那么進入本世紀以來，消費者的消費進入快速升級階段，突出表現為住房、汽車等高價值量的商品消費方面，由此帶動了裝飾裝修、家具、家居、家電等商品消費規模的顯著擴大。

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上購物持續高增長，信息消費和服務型消費等也出現快速增長趨勢，由此帶動了休閑、娛樂、教育培訓等新興消費業的快速崛起。隨著社會分層的不斷細化發展，電影、電視以及短視頻等對消費品意義進行了符號性的建構，這對消費者的消費認同產生重要影響，消費者對品質、品牌商品的消費需求日益增加，而且健康、綠色、環保、安全等的消費理念也成為消費者選擇商品的重要標準。

在消費品的升級換代過程中，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可持續增長，一是要加強消費品的供給側改革，通過加強供給結構調整，增加商品品種，適應居民消費升級需求，提高供給質量和針對性；二是要加強消費者的權益保護和消費者外部環境的改善，依法治理消費市場秩序，切實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使人民群眾放心、安全地消費；三是要建立供需結合的大數據分析平臺，提高供給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消費需求基礎上，鼓勵理性消費，提倡綠色消費和可持續性消費。

消費的作用和意義，除了能夠提升消費者福祉之外，也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拉動作用。當前世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擴大外需市場的難度加大，而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市場，又處于居民消費升級的階段，消費形態從生存型向發展型的轉變，消費品質從低端到中高端轉變，消費的結構升級，對保持“穩中有進”的經濟運行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在進入新時代之際，消費升級是重要的增長動力，政府和企業應從多方入手，消除制約消費者需求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釋放出新的、更多的消費需求。

選自 | 《人民論壇》10月中

原標題 | 70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四個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