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與中華五千年文明

當我們仰望星空，看到浩瀚宇宙，那些一閃一閃的星星，仿佛恒久不變地鑲嵌在天幕中。然而，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光年是距離單位，宇宙深處星星點點射向我們的光線，來自遙遠的過去。原來，時空的穿越，不過是俯仰之間。

考古，同樣是這種俯仰之間的學問，由我們親手開啟的時光之門，將我們帶回人類歷史中每一個不同的瞬間。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個特殊的時間點。

放眼世界，5000年前是文明誕生的大時代。世界幾大流域，不約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前的中華文明在哪里？

考古學上，我們把文字之前的歷史稱為“史前”。在中國的史前時代，距今1萬年以來，在遼闊版圖的不同地理單元中，就開始演繹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學上形象地稱之為“滿天星斗”，比如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晉南的陶寺文化、陜北的石峁遺址……隨著探源腳步的邁進，我們才漸漸發現，“滿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閃現出文明的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個特殊的案例。

大約在5300年前的長江下游地區，出現了一個尚玉的考古學文化——良渚文化。盡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廣受尊崇，但在此時卻達到空前繁榮。與以往人們喜愛的裝飾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不僅僅是美觀的需要。這些玉器以玉琮為代表，并與鉞、璜、璧、冠狀飾、三叉形器、牌飾、錐形器、管等組成了玉禮器系統，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權力，或象征財富。禮玉上常見刻繪有“神徽”形象，用以表達良渚人的統一信仰。我們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瑤山，常州武進的寺墩，江陰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遺址中，都發現了極高等級的墓群。這就似乎將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分割成不同的統治中心，呈現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歷史偏偏給了余杭一個機會，在反山遺址周圍，越來越多良渚文化遺址被發現，這種集中分布的遺址群落受到了良好保護，使考古工作在這片土地上穩步開展，為良渚文明的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今天，在我們眼前所呈現的，是有8個故宮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它有皇城、內城、外城三重結構，有宮殿與王陵，有城墻與護城河，有城內的水路交通體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統，作為國都，其規格已綽綽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銅器，良渚文化在各個方面均已達到國家文明的要求。其實，只要打開思路，我們發現，通行的文明標準不應成為判斷一種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生硬公式。青銅器在文明社會中承載的禮制規范的意義，在良渚文化中是體現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記錄語言、傳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雖然尚未發現文字系統，但那些鐫刻在玉禮器上的標識，也極大程度地統一著人們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會超強的組織管理能力，也透露出當時一定存在著某種與文字相當的信息傳遞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發現，使良渚文明的確立一錘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走過83個年頭。從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發現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質工具開始，到今天我們將其定義成中國古代第一個進入早期國家的區域文明；從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學界逐漸開始了解這一文化的種種個性特點，到今天我們對良渚文明進行多領域、全方位的考古學研究與闡釋，良渚的國家形態日漸豐滿起來。

在近現代歷史的觀念里，我們曾經不知道有一個“良渚”的存在，我們觀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漢唐傳續至今的、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的國家文明。但最初的文明是怎樣的形態？在距今5000年的節點上，我們發現了良渚文明是一種區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區域，遼西可能存在紅山文明，長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為考古發現的局限，我們還不能確定描繪這些文明形態。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后漸漸沒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卻隨著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傳承，影響力遍及九州。

人類的遷徙、交往，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從未間斷。不同規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動，造成了文化與文化間的碰撞、交流與融合。區域性的文明也是一個動態過程。目前來看，良渚文明是我們所能確證的中國最早文明，在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頭的相繼繁榮，使得區域文明的重心不斷地發生變化。在這個持續的過程中，禮制規范、等級社會模式、城市架構等文明因素不斷地傳承、交匯，直至夏商。從良渚到商周，正是中華文明從區域性文明向大一統逐步匯聚的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

（作者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