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奎：數字化進程正成為重塑中國城市競爭力的主要力量之一

中國日報網5月7日電 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于5月5日在福州舉行。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馮奎出席峰會并在“2019年數字城市論壇”發言。他非常關注城市競爭力背后有哪些變化的力量，認為過去四十年影響中國城市競爭力的決定性力量正在發生變化，其中數字化進程洶涌澎湃影響到每個人生活的城市，正在成為重塑中國城市競爭力的主要力量之一。

影響城市競爭力的四種決定性力量

馮奎認為城市競爭力的決定性力量可以主要從四個方面來觀察：服務業的力量（產）、都市圈的力量（城）、全球化的力量（外）以及數字化的力量（內）。

服務業的力量主要為解決城市增長問題。1980年代以來，中國工業城市持續發展，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的制造工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主要城市的首要經濟支柱，大多還是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當時全國GDP排在全國前20位的城市，第三產業比重高于第二產業的只有京滬穗深和武漢。到了2018年，18個城市都是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僅有佛山與寧波仍然是第二產業超過第三產業。未來有競爭力的城市，必將體現生產性服務、服務性生產的特征。

都市圈的力量主要為解決城市形態問題。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城市有了巨大的發育，原來是點狀，表現為小城鎮、中小城市、大城市等等，現在逐漸進入城市群與都市圈發展階段，都市圈在未來三五十年或將有重大發展。中國城市的帶頭大哥是上海，原先是“上海大”，現在要變成“大上海”、再變成“上海大都市圈”。

其次就是全球化的力量，這個力量主要來解決城市資源問題。今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發布，大灣區發展定位于建設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和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包括廣東、福建等東南諸省的城市是從全球化中獲益最多也是最早的一批城市，當時香港是前店，深圳、東莞，泉州等城市是后廠，后廠借由前店進入了全球市場，從而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現在每天有5萬航班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有35萬條船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有加起來數千萬公里的管線、光纖等等將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連接，然后形成一個巨大的全球的體系。全球化的力量，會沖擊原有的城市規模與行政等級，而賦予或降低一個城市的競爭力。最鮮明例子就是義烏，一個中國的縣級市，偏居一方，成為全球小商品的中心。

馮奎認為數字化進程是重塑中國城市競爭力的主要力量之一，而這股數字化的力量主要來解決城市轉型問題。數字經濟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當天峰會，汪玉凱、單志廣兩位專家都談到原先城市的關鍵生產要素是人口、資本、土地等，現在關鍵要素的組成有了變化。新的要素對傳統要素將會產生取代、增強、擴展等方面的影響，傳統要素的力量轉移到新要素。也正因此，數字化進程帶來城市經濟最為深遠的力量。數字化進程不止于經濟，它影響到數字的城市、數字化社會的建立，對城市治理、城市品質、城市營商環境等轉型發展與提升帶來綜合性的影響。這個方面，馮奎很認同汪玉凱老師所言：數字將成為社會新的衡量標準。

數字化進程塑造城市競爭力

馮奎指出，數字化進程影響城市競爭力主要反映在四個方面影響與再造。他首先提到了“城市增長模式”，并表示數字經濟帶來新的業產業形態、生產組織形態、勞動就業形態，會改變過去城市增長模式。這方面最值得關注的是iGDP，也就是數字經濟GDP。 iGDP包括兩部分：一是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產出， 二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產出。

其次，馮奎談到第二方面影響“城市基礎設施”時稱，5G的應用是它的再造熱點。擁有5G的城市，意味著將擁有更多的創新，更多的就業崗位，更多的競爭力；同時5G的高速率、低遲延、廣覆蓋、大連接的網絡基礎設施，促使數字經濟從消費級向工業級延伸。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目前分別在一些超大、特大與大城市進行外場測試，建設5G基站，進行5G業務應用示范，開展5G各類試點，預計到2030年，5G網絡可能帶動中國社會總值將近20萬億元。而4G基礎設施提升仍有提升空間。

第三方面是“城市生活品質”。城市是各類需求的大集中，過去幾年的數字城市建設，每個城市都在安全、時間和便利性、健康、環境質量、社會聯系和公民參與等一個或幾個方面有所突破，通過這些突破提升了市民的滿意度，提升了城市品質。馮奎在與思源政通的執行總裁李孟柱交流時，雙方都認可未來會有一些城市將通過集中集成方式，集中展現數字城市帶來的高品質生活，各類幸福感指標大幅提升，這必然形成新的競爭力。

第四方面“城市營商環境”則與數字經濟關系特殊。首先，數字經濟對營商環境極其敏感，所以每個地方都從營商環境入手來發展數字經濟；其次，數字經濟得到充分發展，就能進一步整合大平臺、共用大數據、聯動大系統，就能信息多跑路、企業少跑腿；就能政府多費力，企業少花錢，就能進一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